1894年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够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的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我大清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孙中山的这些意见，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期望中的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对这四点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的比这还要深。李鸿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上强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相比较[1]，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2]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唯一的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在李鸿章看来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书者，在孙中山看来却是一件非常不一样的大事。孙中山此时不论多么有名，他的名也只限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中，还是典型的“名不见经传”。而李鸿章是什么人？那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当时最为信赖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国的栋梁。
李鸿章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孙中山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孙中山还知道，李鸿章不同于一般的老官僚，李鸿章门下有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门生或幕僚，孙中山不过就是想到这个幕府中去充当师爷，期待有朝一日有机会分发一个实缺。
孙中山对这次上书看得很重，在某种意义上说，那简直就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孙中山为此放弃了药房和诊所，那可是他的吃饭买卖，而他本人已经拖家带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将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李鸿章身上。
1894年6月下旬，孙中山信心满满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还有好朋友陆皓东。到了天津，他们手持沪港两地一些重量级政治文化名人写的介绍信拜见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述说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罗丰禄、徐秋畦收下了这些政治文化名流的信及孙中山的上书，答应尽量帮忙满足孙中山。
孙中山的上书很快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似乎也就孙中山在这封上书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和安排。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中国之要务，表示愿意出国考察农业，以便拯救农业、农村和农民。
对于孙中山的这个要求，李鸿章欣然答应，大约还真的以为孙中山是个讲究实际的实干家，李鸿章责成罗丰禄代领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本交给孙中山。至于接见面谈的事情，李鸿章推托实在太忙，也就不见算了。
李鸿章不愿意见孙中山，或者说是罗丰禄、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没有安排见，这在后来看当然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当年，其实真的不算一回事。尽管孙中山有这么多社会贤达写的推荐信，可你毕竟是一名不名的年轻人，不说李鸿章是大清国屈指可数的当朝大臣，仅其七十一岁的年龄，不见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闲聊一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李鸿章不见孙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军务繁忙。这一点是孙中山最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但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此时真忙得不可开交。是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紧接着中日之间为是否派兵前往朝鲜镇压发生持续不断的争执。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李鸿章的决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孙中山、陆皓东抵达天津的时候，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中日双方虽然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真的爆发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3]，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气和地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孙中山当年却不这样看。因为他把这次投靠看得太重了，他不仅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那么多朋友郑重介绍，结果只拿来一纸护照。这些事实不能不对孙中山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太不够意思，他怎好意思拿着这张护照去见那些真诚帮助他的朋友呢？
中国圣贤一直告诫当权者要礼贤下士，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读书人要格外尊重，绝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中国圣贤为什么这样反复告诫呢？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读书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面，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异常丰富异常脆弱，经不起任何蔑视轻视忽视或白眼。否则，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无法预测。近代中国几个来自下层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经历，如果不是李鸿章阴差阳错错过了与孙中山见上一面，如果能够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么中国近代的历史必将改写;如果北大校长蒋梦麟能够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给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增加几块大洋，相信毛先生大概也就在那儿安心整理图书抄抄目录卡片;如果胡适之、张申府当年不是那么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无视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讲师梁漱溟那样以相对比较平等的身份寒暄几句，估计后来的历史都会重写，历史的走向都会因这些偶然性而改变。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机缘巧合使李鸿章没有接见提携孙中山，李鸿章的这一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整个体制彻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诚地想进入体制谋取发展，转而决绝地要推翻这种体制。他不仅不再相信李鸿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统治者有能力有诚心带领中国继续前进，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同时代人提出的改良维新方案不屑一顾，对于严复所张扬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孙中山也不再感兴趣，他此后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动，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唤醒民众，推翻清政府，推翻这个异族政权，重建汉族人的中国。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开始了他“一个人的革命”历程，他先从朋友圈子做起，联络同志，争取同道。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确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诉求。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很快就策划武装起义，试图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至少是制造政治影响。只是那时清政府虽然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但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并没有受到普遍质疑，特别是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促动下一次又一次地启动政治变革，也为其政治统治的改善、加强和巩固赢得了机会赢得了时间，所以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很长时间只是一个理想，革命理论也在很长时间只是同志之间信奉的理论，并没有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更没有左右中国政治走向的能力。尽管后来的研究将孙中山的革命经历考察得非常详细，但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04年之前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实践的契机和可能。
清政府1901年开始启动新政后，国内的政治管制开始松动，孙中山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重建汉族人的国家这样极端的政治理想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所以在那之后，孙中山的主要活动范围实际上一直囿于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圈子里。
然而到了1904年，新政的动力在逐渐衰减，清廷面对政治改革“深水区”，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是渡过，还是止步，就在这短暂的犹豫徘徊之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汉族知识分子中获得了空间和发展机遇，至少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开始相信孙中山的政治判断，相信清廷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在涉及满洲贵族集团根本利益等问题上，与汉族人还是有区别的，满洲贵族集团永远不可能将包括汉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于是汉族人的离心离德开始出现，于是清廷又获得了一股新的改革动力，看来只有进一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只有自己主动地变，才能摆脱“被革命”、“被推翻”的危险。(本文摘自《1911年：中国大革命》，马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