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尚书大石坊
袁可立在睢县有别墅——袁家山，有家宅——尚书府，而尚书府，在明末发生的一起事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袁可立去世后11年，即公元1644年，这是中国历史风云变幻、重大事件迭出的一年：正月，李自成建国西安，国号大顺;二月十九，明崇祯帝吊死煤山，统治了276年的朱明王朝宣告灭亡;五月，明残余力量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九月，顺治皇帝进入北京。这三方统治力量都一度试图主宰千年古国的未来。
袁可立去世后12年，即公元1645年，在其故里发生的“睢州之变”，即南明弘光政权江北四镇中兵力最强的徐州总兵高杰被驻睢州的河南总兵许定国诱杀，许率部降清，彻底改变了中原地区明清军事力量的对比，使河南政权格局发生巨变，为清征南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睢州之变”的具体地点，就在袁可立的府邸——尚书府。事件的主角之一、河南太康人许定国曾为袁可立手下，早年在袁可立巡抚登莱时为其部下，多次蒙袁可立擢升提携，后累官河南总兵。在昔日老长官故去12年之际，许定国在其府邸酿此兵祸，导致高杰部下许定国屠城，焚掠袁尚书府，延及睢州百里，且许定国携兵投靠袁可立的对头后金，史书称其为人甚不义也。
据《河南通志》记载：“今睢县行政公署为清之洛学书院，然本明袁尚书可立故宅也……至宅向南恰与南坡之袁家山脉络连贯，为尚书园宅范围中地无疑也。后楼下为明末许定国刺高杰处，楼上不设棚板，以作后来纪念焉。”“许定国刺高杰处相传在今洛学书院后院藏书楼下……当时其宅本袁尚书可立府第，不知何以为许贼占据。想闯贼破城，袁氏避乱外处空其宅，故许得宴饮行刺其中也。至今楼不设棚板以为纪念，此次睢之大乱杀掠之惨又甚于失城之时焉。”
在睢县史志办主任余宏献的引领下，记者前往袁可立尚书府旧址进行探考。旧址在睢县老十字街东侧，《河南通志》称“袁尚书可立故宅”，郑廉《豫变纪略》称“袁园”。余主任说，清代这里改为洛学书院，民国时为睢县行政公署，新中国成立后为睢县人民政府办公处。目前，原古式建筑已被新式楼房所代替。
袁园之祸高杰自取
明末的河南是社会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大顺政权主要控制豫西地区，清军势力已渗透到豫北诸府县。而河南大部分地方，仍为心仪明朝的将士占领。
公元1644年，南明政府在江北督师史可法的建议下，派江北四镇中实力最强的徐州总兵高杰率领大军进驻开封、虎牢(今荥阳一带)一线。高杰原是李自成的部下，李自成攻打明将贺人龙时，怀疑高杰要投降官府，高杰也觉察到了李自成的怀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投降了官府，临走还送了闯王一顶很大很大的绿帽子——把他的老婆拐跑了。
不过，高杰归顺官府后，非常忠心，二话没说率领军队北上。1645年正月初九，高杰与河南巡抚越其杰、御史陈潜夫率大军到归德睢州。这时的河南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军勾结，并且把两个儿子送往清军营中当人质。高杰自统十三营约万人的军队，在距睢州20里以外扎营。其时，袁可立子袁枢正任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在袁尚书府第开府办公。
史可法已经知道许定国与清有勾结，曾命高杰不要去睢州，河南巡抚越其杰和参政袁枢都劝高杰不要入睢州城，以防意外。但高杰没有听从，在接到许定国在睢州城摆宴为之接风洗尘的邀请后，为了显示诚意，只带了三百亲兵入睢州城。
袁可立府第，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为三进院落，后经改建、扩建，房屋至数百间。与州城南部之袁家山及东西对峙的两个袁尚书大石坊恰对峙在一条中轴线上，十分威严壮观。中有“弗过堂”、“石仙堂”、“藏书楼”等著名建筑，而“藏书楼”就是许定国刺杀南明大将高杰的地方。
正月十二，许定国在睢州城袁可立府第大摆盛筵，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高杰及其随从被杀死。袁枢等人慌乱中逃走。
第二天，驻在城外的高杰部将李本身、高进库等得知主将遇害，立即攻入睢州城，对城内大肆屠掠，睢境大乱，及方圆百里，百姓遭焚掠甚惨。焚掠后的袁尚书府狼藉一片，藏书楼内袁可立、袁枢父子所藏数万卷古书名画被毁劫殆尽。
事后，高杰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许定国率众渡过黄河投降了清军，被封为平南侯，继而率部跟随多铎，充当了清朝平定河南的急先锋，破郾城、上蔡。史可法闻讯顿足长叹曰：“中原事不可为矣，国事尽被许贼所坏。”
“得中原者得天下”。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件，对整个南明格局影响很大，史可法精心组织的将明朝军事势力推进河南、守住黄河防线的计划就此落空。而清军当时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部队的叛变加入，使清军势力增加四倍。“睢州之变”发生后，南明政权再也没有能力组织与清军、大顺军角逐中原的战争。清政府在河南从此再也没有强劲的对手。
清初史学家郑廉在《豫变纪略》中沉痛评价道：“袁园之祸，杰实自取。”
与董其昌的至交情缘
睢州之变对中国书画界来说也是损失重大，一场大火将袁可立之子、收藏家袁枢数年精心收藏的古书名画焚毁殆尽，其中包括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赠送给袁可立的名画多幅。
董其昌是明代书画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董其昌和袁可立一生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之臣”。
公元1633年10月，袁可立的儿子袁枢去北京，顺路探望董其昌。董其昌触景生情，想起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遂作山水画《疏林远岫图》相赠。作者时年79岁，而其时，远在河南的72岁“大司马节寰年兄”袁可立已于四天前病逝于睢州。董其昌在画的顶端赋诗题赠老友袁可立道：“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圣主似颁灵寿杖，仙郎耐着老莱衣。”该画原藏于河南睢州袁尚书府第后院“藏书楼”，清后期外流，今为天津博物馆收藏。
清代画家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说：“(袁)枢博学好古，精鉴赏，家富收藏，工书画，为华亭董宗伯，孟津王觉斯所推许”。袁枢能成为明末著名书画及收藏家，与年伯董其昌的提携有很大关系。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等多幅名画都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十六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曾是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长孙名袁赋谌)，由此足可窥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
袁可立病逝于睢州，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为明朝著名史官，且与袁可立同时代，状文内容十分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的偏见和不足，为明清史研究者十分珍贵的资料。
袁可立与董其昌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末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珰以可立有意远已，于是加尚书衔致仕”(《睢州志》)。两人一个成为旷世书画大家，一个成为一代廉吏和历史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