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在杀害石达开后给清廷的奏报，是清朝方面关于石达开大渡河之役的官方报告。但恰恰就是这份正式文书，充满了掩饰和伪造。特别是关于石达开被俘的经过，骆秉章说：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亟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余党至洗马姑乞降。
这里他完全没有提到石达开想救全残众的事，也完全没有提 到他的下属深入“贼垒”设计诱擒的事——而这一番深入“贼垒的功劳，刘蓉的禀报中是几次提到的，并且说：“非王松林深入贼巢，则石逆毙于乱军之中，亦断不能生得。”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对清朝统治者可说立了大功。但骆秉章的奏报却无一字提到王松林，无一字提到有人深入“贼巢”活动，把这番功劳全部抹熬。其所以如此，一方面他要把功劳归于自己，仿佛他早已指示要“设法生擒”，这才有杨应刚在洗马姑竖立免死大旗;
而更主要的，是他要掩盖石达开落入清营的真正情由，因为这种情由不但不光彩，而且向朝廷报告也要多费口舌。骆秉章奏报中完全略去杨应刚、王松林深入“贼巢”的事迹，可以反证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必有文章。掩盖了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石达开是怎样到清军之手的呢？于是相应地必须诬罔石达开：舍命全军的信和要求一概不提，只说他见了免死旗就自动来降。
由于把石达开“乞降”说成这样一件单纯的事，所以他也需 要掩饰6月14日派刘蓉去大渡河的原意。如前所引述，骆秉章是在得知石达开被俘前“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而派去刘蓉的，这透露出他收到或知道了石达开信件的消息。但后来他在奏报中却说：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 不尽，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 事宜。
同上文引述黄彭年的《黎雅纪行》中的话对照，就可以看出 这段话完全掩盖了事实和原意。骆秉章为掩盖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不但在奏报中描写石达开为免死而自动乞降，而且也对石 达开供词作了手脚。近年发现的毛祥麟《三略汇编》稿本中有石达开供词的抄本，其中关于大渡河被俘一段说：“达开原想投河，转念投诚出来，救全残众。”石达开供词原是清吏笔录，并不准确可信;但这句话大体符合事实，至少符合逻辑。
然而我们过去看到的骆秉章抄呈清廷的石达开供词，这句话却写作：“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显然，骆秉章在这里加了半句，以致使文词、意思都显得不通。
骆秉章这篇奏报是石达开贪生乞降说的根据，但是，看来这个根据是不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