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东厂是明成祖朱棣建立起来的特务机构。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朱允文的皇位后，朱棣为了监控和镇压朝野反对派势力，精心谋划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专制机构，并准备起用曾给与自己大力支持的宦官作为这个机构的首领。
于是，在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便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名，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东厂的人员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然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拜。国民党的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统治而设立的特务组织，后也称国防部保密局，因其属于军队序列，所以一般称其为军统。
军统局负责军、宪、警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其主要负责人为戴笠。军统局分内勤、外勤，机构庞大，人员众多，特工人员最多时多达五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施以种种酷刑。
1946年，戴笠乘飞机失事死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的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看起来，明王朝的东厂和国民党的军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对付朝野反对派、维护自己统治而建立起来的专门的特务机构，但细细分析，两者之间受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仍存在着许多不同，主要的不同有以下三条：
第一、权力权限不同。明王朝的东厂是凌驾于朝廷六部九卿之上的独立的专制机构，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平民百姓，他们都可以随意秘密缉捕、审问、处死。可以说，东厂厂主掌握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杀予夺大权。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军统权力要小的多。他们名义上还要服从国防部的领导，对朝野出现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必须先请示汇报，然后再作处理，即便是军统局长戴笠、毛人凤也不敢轻易处置。
第二、组织机构不同。明王朝的东厂的下属组织虽然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名，还有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役长和番役，但他们活动范围主要在京城，而在京城以外的地方他们就很少设立机构。而国民党的军统除了内勤组织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其外勤组织还在全国的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人员。因此军统比东厂的组织机构更精细，更严密。
第三、活动特点不同。明王朝的东厂虽是特务侦缉机构，但他们以坐班监视现任官员、会审朝廷大案要案，以及负责检查各种边报、塘报，和衙门之间的各种公文为主，只对一些特殊的案件进行秘密侦缉和暗杀活动。而国民党的军统是以秘密侦缉为主，并形成秘密侦缉、抓捕、关押、审讯、处置等系统性、规律性的活动特点。1943年，军统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合作，共同组成“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得到大批美国新式器材和武器，并让几百名美国特务来华，向四万多特工人员传授各类“特种技术”，这使国民党军统特务活动更加猖獗。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两个集中营成了他们杀人的魔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