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堂(1899年2月7日——1951年2月5日)，字瑶阶，山东省广饶县人，黄埔军校一期，抗日战争中国将领，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与李延年、李仙洲、王耀武合称三李一王。1899年3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五)出生于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桥河西的一户地主家庭。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台北碧潭。198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
1924年，李玉堂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39年10月—1942年1月，日军集结兵力，三次进犯长沙，李玉堂率部给予沉重打击，取得抗战史上闻名中外的三次长沙大捷。
1947年3月，李玉堂升任徐(州)兖(州)绥靖区司令官兼整24军军长。徐兖绥靖区名为负责徐州至兖州一线的治安，保障津浦铁路济宁——徐州段和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的水运线，而实际上李玉堂只对兖州地区负责。地区虽小，但李玉堂手头上仅有的一个正规军——整编第20师却在这个时候被国防部拨给郑州绥靖公署直接指挥了，而新归属指挥的伞兵总队也仅是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这些情况使得只能指挥两个保安团的李玉堂头疼不已。自从内战全面爆发以来，李玉堂手上的三个整编师都陆续脱离了他的指挥，使李几乎成了一个空头司令。他虽然数次请求原部归建，或者另调部队由他指挥，但是都没有引起国防部的重视。
1947年12月，徐兖绥靖区司令部和整24军军部正式并编为第10绥靖区，李玉堂改任第10绥靖区司令官(副司令官杨汉域，参谋长萧圭田)，这个时候他所能指挥的只有山东保安第3旅和一些县区保安部队。
1948年4月，国军在胶济路上的重要城镇潍县、周村相继失守，济南、青岛两个重点防御城市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随后，解放军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击破津浦路，分割济南、徐州两座城市上。李玉堂掌握相关情报后，立即命令部队积极备战，挖掘战壕，修筑城防工事。同时李玉堂再电国防部求援，终于盼来了整编第12军(军长霍守义)这支部队。李玉堂在有了正规军后似乎有了底气，企图依靠整12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共约两万八千余人来坚守兖州。
欲保住兖州，必先守住曲阜，于是李玉堂派遣整12军所属第111旅的两个团前往接防。但是当111旅旅长孙焕彩率部抵达曲阜时，却发现迎接他们是解放军的枪炮，原来曲阜此时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孙焕彩带着部队退回兖州后，李玉堂命令该旅再次出战，势解曲阜之围，结果孙旅在遭到解放军打援部队的重创后再次退回了兖州。6月11日曲阜被解放军攻陷。至20日，兖州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李玉堂只能困守以待援军。
1948年7月1日，解放军开始攻击兖州外围。李玉堂将守备重点放在西关，在经过反复争夺之后，西关守军于7月7日被歼灭殆尽。至此，兖州外围尽失。12日下午17时，解放军发动总攻，李玉堂在城内指挥所属残部拼死抵抗，三小时后城防被突破。李玉堂指挥残部进行巷战，坚持至13日中午，退据城东。下午三时许，整12军军长霍守义商请突围，李玉堂见势不可为，同意了霍的要求，并下达了突围命令。李玉堂自率领保安旅残部向徐州突围，霍守义率整12军残部向济宁突围。两路突围部队结果被先后击破，李、霍两人皆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被俘后的李玉堂因冒充士兵而没被发现，之后在解放军押解俘虏后移时乘机逃脱，沿途又化装成农民，潜入微山湖中一个村庄内躲藏，随后又在当地一名渔夫的帮助下到了临城，继而坐火车抵达徐州。然而等待他的却不是抚慰，而是国防部颁布“永不叙用”的撤查令。这位戎马二十八年的抗战名将遭此变故，也只能无奈的避居于上海。
1949年2月蒋中正宣布下野，李玉堂认为复出的机会来临了。他首先在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的部下充当高级参议。11月又被任命为海南防卫总司令部(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担负起防卫海南的重任。
1950年1月兼任东路军总指挥。
2月，抵制薛岳指挥的第32军军长赵琳被撤职，李玉堂又兼任该军(副军长康乐三，辖康乐三第252师、柴正源第255师、耿若天第256师、冯陈豪第266师)军长，并担负文昌、琼东、加积、榆林一线防务。
在海南身兼三职的李玉堂对于即将解放海南的解放军来说是值得策反的重要人物。于是，在李玉堂之妻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的联络下，解放军同李玉堂取得了联系。
1950年4月，李玉堂与解放军的联络随着海南战役的开始而中断了。由于他一直没有下决心发动部队起义，便只能指挥着32军负隅顽抗。
4月19日，李玉堂抽调所属第252师向澄迈友军防区增援，结果被解放军三个师围歼。32军的其余部队于4月25日在万宁遭到重创，其残部于28日撤往台湾。
李玉堂率领残部抵达台湾新竹后，再次被撤去军职。继又因为夫人陈伯兰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而被逮捕。根据李玉堂的旧部胡林亭(原第32军第255师警卫营副营长)的回忆，李之被捕，主要是由于其从事策反的随从副官李刚暴露所致。李刚被捕后受刑不过，交代出李玉堂的夫人与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到海南策反李玉堂一事。而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捕后，立即写信给在高雄工作的陈石清，要他赶快逃命。这封信结果被保密局特工截获，李玉堂因此被捕。
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钱大钧经过调查，认为李对他夫人的通共情况并不知情，于是按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的条例判处李玉堂七年徒刑，继而增加为十五年徒刑。遗憾的是当蒋中正在批示这一判决时，竟然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于是这位得到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就这样被决定了最终命运。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及其夫人陈伯兰同被押赴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死刑。李在临死前留有遗书一封，内言“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实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1983年7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经过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其理由如下：“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期间，中共通过关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条件举行起义。因交通中断，李玉堂未及时接到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即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碧潭。”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这一决定使李玉堂成为了革命烈士。但是在二十多年后的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台湾政府又公开发表了一则提名为“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沉冤昭雪并颁予‘恢复名誉证书’”的启事，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玉堂原配李氏，续娶陈伯兰，皆无所出，有一养女李国英，居于台北，后移居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