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日本外务省一份决议提出，要解决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是快速促进一个“新中央政府”成立，从而将重庆国民政府边缘化。
于是，成功诱降汪精卫，统合已有的华北、华中两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但汪精卫真能符合日本人的期待吗？汪精卫一到沦陷区，就着手组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场代表大会，预定300名代表参加，但是尽管四处拉人，却没有多少响应者，最后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拉来自己的亲戚滥竽充数，勉强才凑了240人。
为了拉来更多人马加入“新政府”，汪伪政权使尽浑身解数，周佛海设立了一个招贤处，只要来投一份简历，就每个月有钱拿。特工总部76号拉人方式就粗暴得多了，经常使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如果不就范，就绑架到76号，强迫其签字发誓，加入“和平运动”。汪精卫等人叛国投敌，引来了多数国人的唾骂，耻于与之为伍，汪精卫不能发挥预想的影响力，这不仅让汪精卫等人没了脸面，日本人对此也非常不满。
汪精卫没能实现日本人的期待，中国人的抗日决心反而变得更加坚决，这让日本人大失所望，汪伪政权因招不到人而采取的种种手段，更让日本人看不上汪伪政权。
很多日本人觉得，扶植汪伪政府是白白倒贴钱，这个没有民心吸引不了人才的政权，帮不了日本多大忙。
代表日本军方与汪精卫交涉的影佐祯昭就抱怨道，很多日本当政者不懂汪精卫的价值，认为成立汪精卫政府没什么用，日本人要用更好的条件，诱降重庆的蒋介石。
汉奸们典身于侵略者，而日本人对他们也并不信任。
当时一个说法流传甚广，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他和蒋介石唱的一场双簧戏，他最后给蒋介石的留言是：“君为之易，我为之难”，二战中无论轴心国还是同盟国取得战争胜利，中国都将是胜利的一方，虽然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但当时日本人有所耳闻后，对汪伪政权越来越不信任。
曾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档案中，藏着一封有关汪精卫的报告，其中提到，汪精卫曾写信给蒋介石，表示自己投日是为了深入敌营，用三民主义渗透日本，最后不但可以改变沦陷区现状，还可能把被日本侵占的东北拿回来。
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期间，在民众大会演讲中说：“我们过去是同胞，现在仍是同胞，将来也是同胞”，汪精卫说到这里泪流满面，座下抽泣声响成一片，在场的日本关东军一下子变了脸色，此时的他在为自己成为汉奸悲哀，十年前的他听闻“满洲国”成立后，大骂说：“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他没想到今天他竟然作为另一个傀儡祝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他内心的矛盾悲哀可想而知。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凄惶心态，据说，在日本人要求他出兵参加大会战时，他消极应对，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汪精卫的几十万伪军军服在抗战期间和国军的军服一模一样。
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日本人也多有猜疑，1940年10月，日本内部《支那新政权主要人物调查》报告中，描述陈公博说：他从不真正把我们日本人当做朋友，对我们的大使和顾问都是表面对付，却经常向自己身边的人发表排日言论，对他我们要特别加以注意。
日本报告坦承，只有汪精卫和陈公博不贪污，自周佛海以下几乎无人不贪，这些一心贪钱的汉奸，完全无法帮助日本人实现目标，日本人对汉奸们的猜疑，汉奸们当然会察觉，自然也不会再尽心给日本人卖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汉奸们看到日本必将灭亡的结局，便更没人愿意为侵略者陪葬，各路汉奸发动各路关系联系重庆政府，争取“戴罪立功”，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周佛海秘密联系了戴笠，在自己家里架了一台发报机，传送情报。
当初，他们在看到日军侵华屡战屡胜，而英美袖手旁观，老朋友德国又在疏远中国时，认为孤立无援的中国如抗战必定亡国，因此他们铤而走险，成为汉奸。
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汪伪政权的汉奸们，为了自身的贪欲，和贪婪的侵略者苟合，然后又不可避免地互相猜疑，矛盾重重，真印证了“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
汪伪政权演出的是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悲剧，在国难当头之际，出现卖身求荣的汉奸，这是民族的悲剧，而对于汉奸自己，碰到了一个不信任自己的买主，又何尝不是一生的悲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