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日寇诱降的问题上，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远，害怕担当汉奸卖国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毁他的统治。
所以，当陶德曼将日本的苛刻条件送来时，他不敢答应，因为他认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比喻蒋介石骑着抗日、亲日两匹马，形势对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这是十分形象的，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时，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干降日、卖国的勾当，而是说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诸如“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等，这些话在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
所以，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好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可是，在战局连续出现不利的情况下，他便迅速滑向动摇和妥协，企图寻求外交途径，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又跨上了亲日之“马”，奔向投降之路。但是，蒋介石同汪精卫又有很大区别，汪精卫是赤裸裸地彻底投降，而蒋介石则是有条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标”，蒋介石曾再三告诫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蒋之间的多次会谈始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敢露一点风声。
之所以如此，蒋介石主要有三怕：一怕国民党内部的潜在对手借题发挥，赶蒋下台;二怕日本诱降条件过苛，万一谈不成，对方亮他的相;三怕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担心会爆发革命，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上述情况，使蒋介石在对待诱降的问题上，容易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烧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愿意“谈和”，但又感到风险太大，在此情况下，一向嗜权如命的蒋介石，情愿将行政院长一职交出，也不愿承担“主和”的责任。
于是，1938年元旦由孔祥熙和张群担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长，主持“议和”一事，因此，鉴于抗日战争中复杂的历史环境和蒋介石的矛盾心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投降步伐，使之不敢走得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