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张：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蒋：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张：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蒋：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张：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
因为看了蒋介石的日记，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正在看什么书。相隔七十年之后，蒋介石日记向学界开放，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蒋介石读过哪些书，爱读哪些书，自是笔者查阅蒋日记的一个兴趣点。查1936年的蒋介石日记，蒋是年所阅读的书，主要有四种：《中庸》、《韩非子》、《墨子》、《孙子》，确如张学良所言。作为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蒋介石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取向、阅读偏好以及阅读反应等，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去探讨。蒋不仅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也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写日记，其阅读书目和读书感怀常记载于日记中。这为我们研究其阅读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政治家，瞧不起坐而论道的文人书生。但他本人却酷爱读书。蒋一生总共读过多少书，自然难以查考。1920-1940年代的蒋日记显示，一般每年约读书10种左右。1920年代看书较多，一般在10种以上，多至20余种；1930、1940年代看书渐减，一般在10种以内，少则三五种。蒋的读书习惯不是快速的泛读，而是缓慢的精读。读每一本书他都要从头至尾读完，少有中辍。其中有少部分书是常年反复读，读三五遍甚至更多遍（《圣经》等宗教经典的日常诵读，不在本文考察之列）。笔者粗略统计，1919-1945年间，蒋日记所记的阅读(含请专家讲读)书目近200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80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100多种。考虑到蒋未必将所有阅读过的书都记于日记中，其实际阅读数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蒋所阅读的书籍，新书的总量看似超过古籍，其实蒋读古籍的时间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复阅读。蒋好看古书，读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规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蒋不仅自己读，还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读。蒋经国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给他布置的首要任务即是读古文。蒋介石少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受中国传统教育；16岁始入学校，受新式教育。那时所谓新式教育，其实是半旧半新，甚至新少旧多。
1905年科举废除后，蒋先入保定军官学堂，继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一度遁迹东京。据蒋的年谱记载，在日本留学和流亡期间，除与军事相关的教材外，主要阅读王阳明（1472－1529）、曾国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如梁启超那样“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狂饮大嚼、目不暇给者，只是一部分，可能还是小部分；多数人其实仍保存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观念、心态和阅读偏好。这批人在童蒙时期完全接受旧式教育，几乎刚迈出私塾之门，便登上了出洋之舟，出国之际，随身携带着大批的中国古籍，如胡适初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时，课余读的是《诗经》、《尔雅》、《老子》、《墨子》等书。只是胡适的阅读偏好在留美不久以后就很快“西化”。蒋介石虽然留学日本，却依然保守着传统读书人的阅读偏好，而且终身不渝。
蒋阅读中国古籍，经书是其首选。经书基本上在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蒋读经书，多是反复读。尤其是《大学》、《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1934年9月，蒋在庐山给受训的军官将领专门讲解《大学之道》。他忆述其青少年时期读《大学》的经历说：“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先生教我读《大学》《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我到十八岁的时候，……先生重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孙中山）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之道，乃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可说其是由内在的德性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于此。”
同样，蒋对《中庸》也推崇备至。蒋日记中，多处记录读《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蒋在南京陆军大学专门讲解《中庸要旨》，认为“《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并称“我们如果能细心研究《中庸》一书而得其要旨，则立身处世，便可以受用不尽，也可以说是已得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而无待于外求了。”
蒋对《大学》、《中庸》的解读，均是以立身处世和修身养性为基点。虽然认为《大学》之道，蕴涵着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其实也是从“修己治人”立论，先加强个人的内在德性修养，然后对外发扬而及“治人”“治国”。蒋反复强调，《大学》《中庸》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由修身做起，最终以“平天下”为目标，是中国固有政治哲学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实之处，为外国的政治哲学家所不及（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27日）。
除了《大学》《中庸》，蒋所选读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国古代圣贤“内省修德”之作。蒋介石边读边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惧自己“暴戾”个性的药方：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书》，始恍然自觉，久不见圣贤书，难怪性心日下也。1932年12月6日：看《孟子》，甚思将中华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导民族之出路。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学案》完，颇有所得，自恨修养不早，以致矜燥无常也。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学案》，积圣贤之书，仍不能戒惧自勉，可耻可痛。
蒋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国藩，一生受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1904年，17岁的蒋介石首次读曾国藩的文集，1913年和1915年两次复读。此后，又多次阅读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书牍、杂著以及治兵语录等。他读曾国藩的书，着眼处亦在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方面，处处以曾国藩为道德楷模：
1925年3月23日：看曾公日记，急思立志，重新发奋为雄。1930年8月20日：观曾公日记，乃叹其修养之深，为学之切，后生可不自勉乎。1930年8月25日：阅曾公日记，为之兴感，此公于修己治人之道，讲求甚精，吾拟学之。
以豪杰自居：兵略政术
除了修身进德，蒋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蒋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的书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这个时期，蒋面临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尚未稳固，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间，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子》的记载，且每有叹为观止之慨。蒋读《孙子》强调学以致用，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孙子》十三篇完。《孙子》一部书，惟在专一迅捷，审机察势而已。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孙子》完，甚觉有益。再以反间之法告各将领慎用之。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此书之于政治学，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并认为“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是求，未有其能也”（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7日、3月6日）。1939年，蒋介石指定“干部应读书籍”时，将《管子》列为首选（共11本）（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7日）。
蒋阅读《韩非子》的时间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21日）韩非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蒋十分推崇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并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与韩非暗相契合。
与《韩非子》同时阅读的还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变被软禁期间，蒋自称“阅《墨子》自遣”（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22日、12月18日），但日记中没有留下阅读《墨子》一书的感想。当时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在读《韩非子》和《墨子》，直言蒋的思想太古太旧。除此之外，蒋也会从儒家典籍中汲取治术权谋。如1934年6月12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恨不早习《礼记》，所谓元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可能是《礼记》中的相关论述，使他有感而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试图从清朝控制地方藩镇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他看《圣武记》后发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对王安石和张居正情有独钟。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25日）。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7日、5月2日）。1936年2月，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张居正评传》。3年之后，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