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之女，她196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又回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大伯张学良关系最亲密的家人，见证了张学良在台湾的幽禁岁月。
第一次看见大伯，从门缝里偷看
张学良在日记中记载，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了台湾，自此进入了更秘密的幽禁，先是在新竹县井上温泉，住的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旧式木板房里只有简单家具，冬天潮湿阴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处漏水。周围都是台湾山地原住民，他们平时不能随便越过警戒线。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果遇到暴风雨，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1949年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又被突然转移到高雄，秘密藏在寿山要塞的兵舍中。当时，“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恢复张、杨自由”，毛人凤等借口不知“张、杨”在何处，推托不办。尽管各界呼声甚高，但没有“蒋先生”点头，自然无人去落实，故一拖再拖，终成一纸空文。而张学良、赵一荻被囚禁于台湾井上温泉已被外人知晓，为了“安全”就把他们紧急转移至高雄。
张学良在金山观海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为担心高雄已成为空袭目标，1950年1月，张学良又搬回井上温泉，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井上幽禁岁月。
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关在山里，那段日子生活很艰苦，没有衣服穿，都是我大妈自己做的。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几年里，大伯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小猫打发时间，一点娱乐都没有。”张闾蘅回忆起伯父的这段岁月，感慨万千。
但是张闾蘅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个大伯和大妈住在新竹县竹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里。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大概在1954年。”那一年，张闾蘅在台湾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接她上下学的三轮车夫给了一张纸条，纸条是妈妈让闾蘅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
到了之后，她发现全家人都在诊所，等待着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到来，一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妈妈告诉闾蘅：“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从山里来到台北。”但是这一次，小闾蘅并没有和大伯、大妈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看见了背影。”张闾蘅说。
只有200米活动区域
张闾蘅上高中时，大伯、大妈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国民党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做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张闾蘅至今还记得那次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1965年，从美国留学返台省亲，张闾蘅在家中与大伯、大妈第一次真正见了面。张学良和赵一荻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她家里坐坐。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的内心感受。”赵一荻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大家聊天时如果大妈插话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
有时，张学良也不会耐烦地打断赵一荻的话：“行了，我们在聊天呢！”
在张闾蘅眼里，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有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
1967年，张闾蘅回到台湾。张闾蘅说，从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她们家三到五次，但是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张学良的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负责监视张学良的刘乙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10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借此机会，张学良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刘乙光的监视。
热爱生活的“老顽童”
1962年，刘乙光调走。张学良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参加宴会的还有蒋经国、彭孟缉。酒席上，张学良语出惊人：“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恩人。说是仇人，因为他严格看管我;说是恩人，因为他曾救过我的命(那是在贵州桐梓时，张学良突发盲肠炎，在来不及请示获准的情况下，刘乙光自作主张，将张学良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做手术。如果刘乙光不将张学良及时送医，一旦病情恶化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赵四小姐”赵一荻
张闾蘅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在张闾蘅看来，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
张学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张学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张闾蘅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有时候未尽兴还要拉着大家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
张闾蘅说，听大伯讲，他在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当年是从天上掉到地上，没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知道了什么滋味一下子没有了，什么感受？
然而，生活中的张学良是一个睿智的长辈，一个热爱生活的“老顽童”，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其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张学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惟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张闾蘅说。
与老部下在美国重逢
191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
同年5月23日，张学良的老部下吕正操及随员多人，飞往美国看望张学良。这一切就是由张闾蘅负责安排的。
1991年5月29日上午，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的一栋公寓里，两个分离了整整54年的耄耋老人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在纽约见面那天，张闾蘅陪着吕正操乘电梯，张学良西装笔挺地站在门口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张学良和吕正操是同乡，在东北讲武堂时他是吕正操的老师。
“老校长！”吕正操见面仍按以前的习惯称呼张学良。在东北军时，老部下吕正操曾在张学良军中工作10余年。
“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个月零4天没有见！”吕正操接着说。
“看着两个老人差不多高，头顶都光光的，却像孩子一样一直手拉着手不舍得放下，特别可爱，但我看了却直想掉眼泪。”张闾蘅回忆说，两位老人谈了很长时间，其中张学良最想知道吕老是如何打游击战的，如何打日本人的。
张学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啦，信上帝。”
吕正操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
张学良笑道：“你叫地老鼠。”
吕正操说：“地道战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八百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
张学良随即插话：“得民者昌！”
吕正操紧接着说：“那还是靠人民群众！”
1991年6月4日下午，张学良和吕正操又相约详谈一次。张闾蘅陪同他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张学良给吕正操带去了一包台湾产的凤梨酥。
张学良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还说：“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点力量，我过去就是作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上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吕正操，《那年我见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