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于1897年生于上海，排行第四，上有姐姐宋霭龄、宋庆龄，哥哥宋子文，下有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其父宋耀如是我国少数早期留美的学生之一，受了十年的西方教育后回国，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上海最负盛名的且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资本家。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出身名门，是明代大学士徐光启女儿的后裔，毕业于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学堂。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及开放的家庭，这就为宋美龄提供了比一般人更优越的学习环境和中西合璧的教育条件。她5岁就被送入当地教会学校就读，1908年，年仅10岁，就远渡重洋，被“高瞻远瞩”的父母送到美国的贵族学校读书。1912年，14岁的宋美龄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卫斯理女子学院学习。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期间，她主修英国文学、圣经史，选修哲学、讲演学、天文学、历史学、植物学等，还学了法语和音乐理论、小提琴、钢琴。如此全面的教育既培养了她良好的个人素质和才能，也塑造了她良好的性格。1917年8月，19岁的宋美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该校授予学生的最高荣誉称号——“杜兰特学者”。留学十年，她走遍了美国各州，对美国的了解非一般中国人所能及，个性也是地道的美国式了。她形容自己“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接受了十年完整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洗礼，也开拓了较为宽广的国际视野，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被打上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
1917年8月，宋美龄从美国回到上海后，她父母为她请了一个私塾先生教了她好几年的汉语和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1918年5月，宋美龄的父亲病逝后，宋美龄与母亲一起生活，并开始进入上海的社交生活，广交社会名流。
1922年12月，24岁的年轻漂亮、气质非凡的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一次基督教晚会上相遇，蒋介石对她一见钟情，在1927年写给她的情书里这样评价她：“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之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蒋介石于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娶她为妻，但遭到宋美龄的母亲和姐姐宋庆龄的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求婚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1927年3月他率北伐军杀进上海后。
经过长达五年的求婚历程，为了宋美龄，蒋介石入教受洗，在宋霭龄的力促下，终于成就这桩富有政治权势前景的婚姻。1927年12月1日，40岁的蒋介石和30岁的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结为夫妻。《纽约时报》第二天就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婚礼的盛况，《上海时报》也对此做了报道：“这是中国人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这场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这桩被人形容为“玫瑰与权杖的结合”的婚姻，为宋美龄日后所拥有的一切和使她在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政治舞台。
此后，因为不同寻常的阅历和家庭背景、家族背景，她很快便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有人说，宋美龄是一条政治纽带，通过蒋宋联姻，把孔宋财团和蒋介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四大家族的政治和经济联盟，统治中国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同时，宋美龄也是一座文化桥梁，其深厚的美国文化背景把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紧紧连在了一起。在某种意义上说，宋美龄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她也因此起到了中华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沟通的一些“桥梁”作用。
从1925年到1948年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大权的二十多年里，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长期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上。她以她的智慧、才能、魅力和爱心，在内政、外交、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广泛参与决策，襄助丈夫，她在台前和幕后为蒋介石做了大量工作，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宋美龄的“参政”程度是其他国家的第一夫人望尘莫及的。
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不仅可以在枕边议论政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
为帮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在中原大战开战前，宋美龄是兵马未动，夫人先行，利用女性特有的细心和精明，争取了韩复榘对蒋的支持，为蒋取得战争胜利和统一中国立了功。在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中，宋美龄为蒋打气助威，出谋划策。
在1934年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宋美龄亲自作宣传鼓动工作，随蒋介石视察各地，把教会改造社会的理想带入“新生活运动”，后来正式担任了“新生活运动”的总主任，成为宣传员和直接实施者。她出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统领各界知名人士大张旗鼓，大造声势，把这项所谓“心灵道德建设”推向全国，并向国外广为宣传。她把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作为民族复兴刻不容缓的工作。她借助于基督教协进会的力量，在江西设立了11个实验区，从事农民福利与卫生等物质建设。尽管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但它不仅提高了宋美龄个人的声望，也锻炼了她的参政能力。
宋美龄还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1928年8月，她亲手建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以纪念为党国牺牲的将士先烈，养育他们的子女。在办学过程中，宋美龄主持劝募经费，确立办学理念和具体的教育事项。这个学校是她公益事业的一个起点。学校的毕业生，从1928年到1990年代，曾经遍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对宋美龄心存感恩。
九一八事变后，宋美龄负责组建空军，1936年第一次担任军政要职，成为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她不仅总揽空军的人事大权，还协助采购飞机，培养飞行员，争取外援和筹集经费。此外，她还把许多时间花在有关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的学习上。她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产品。在她的主持下，1937年，国民党的空军部队初步建成，且空军地位迅速提升，装备大为改善，已经拥有500架飞机。她掌管空军期间，还延揽了骁勇善战的美国空军中校陈纳德组建了名扬中外的“飞虎队”，“飞虎队”在接下来的反击日寇的斗争中，屡建战功。
1938年春，宋美龄因健康原因辞去航委会秘书长一职，由其兄宋子文接任，但她始终掌握着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大权，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她不仅参与了空军的建设与训练，还参与了一些空战的战略设计。在1938年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时，她从头至尾参与部署与指挥，并发表讲话说：“我们派飞机空袭东京，表明我们有能力轰炸东京。但我们是正义的斗争，不伤及日本的妇孺百姓，我们只带上数十万份传单散发遍告日本国民，中国是不会屈服的，全民有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决心，而你们却是危险的，趁早回头吧。”
西安事变发生后，她以深刻的政治洞见，自信和果断，镇定和理智，在南京舌战众多的主战派，坚决主张停止军事讨伐，制止了何应钦的阴谋，避免了国家分裂。之后，她又亲赴西安，安抚张学良、杨虎城，与各方力量斡旋，促进了危机的化解，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是此后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战，起了其他人不能替代的独特的作用。为此，她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誉，美国外交官约翰·戴维斯形容她“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位的气质”，是力挽狂澜的第一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