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我对这个事件很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少数几个在场的外国人之一。W.H.端纳，那个浅棕色头发的澳大利亚人，当时是少帅和蒋总司令的高级顾问。这件事，他比包括蒋总司令、蒋夫人和少帅在内的任何人都要知道得多，可他至今还保持着沉默。
我给少帅开的那架波音-247飞机，也是蒋总司令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当时成了联络张学良部、南京方面以及中国其他各方面力量的主要工具。
事变发生后，有的在积极备战，有的想折中调和，有的则是静观其变。蒋介石夫人就是这时抵达西安的。可以说，她是在一种非常紧张的局势下降落的。此时，中国有四股军事力量卷入了西安事变：忠于总司令的和不忠于总司令的同盟军，还有少帅和杨虎城将军各自的军队。这四方面都在积极备战，战争一触即发。城墙外面，人们正在挖一条长达几英里的纵横交错的战壕。每一个可能要交火的地方，人们正在修筑机枪掩体，同时安置用来打飞机的高射炮。士兵们的岗哨无处不在，城里所有的店铺都用木板把门脸儿堵严实了。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安城的西边。每一辆马车、卡车都要经过彻底检查，看它们有没有运载粮食和燃料。
人们都在说，这次谈判将会有一个和平的结果，然而，军事方面的种种乱象跟这些谣传形成了明显的矛盾。我见到了少帅，他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高兴，尽管他看上去好像很多天都没怎么睡觉似的。他说这儿不会有更多的战斗了，并要我转告传教士不用担心。他补充说，万一真的打起来，他会提供军用卡车护送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关于在中国飞行员之间盛传的他将要飞到俄国然后到欧洲的谣言，他未置一词。不过我注意到，有两个身着俄军军装的飞行员正察看机场上那一长溜被扣的军用飞机。
蒋介石与张学良合影
与此同时，少帅住处背后的总司令的房间里，正发生着一些令人吃惊的事。端纳对局势了如指掌，尽管总司令根本不答应，他还是劝说总司令见一下黑胡子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听听红军方面是怎么看待这一争端的。
圣诞节的早上，温格特不见了。通常是我睡得晚他起得早，所以我也不担心，以为他在机场呢。吃午饭时他还是没有露面，我感到很恼火，因为头天夜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一块分享那最后一听橘子罐头来庆祝圣诞节。现在我只好独自一个人吃了。橘子没有原先那么好吃。我快吃完橘子时，厨师报告说，少帅的汽车在等我。于是，我立刻上了汽车，火速赶往少帅府。少帅把我带进密室，问我能否在十分钟内准备好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
上了汽车，司机急速将我送回家。我抓起行李包，叫上塔兰丁，急忙向机场奔去。等到了机场，我发现这里已经有少帅的四支队伍在警戒。他们全都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汽车在飞机旁一停，我就立刻跳下车，把发动机下面的几个加热炭炉猛地推到一边，扯下帐篷盖子。到机场后一分钟，我就做好了起飞的准备。此时，我注意到机场一角，有一大群学生手举闪闪发光的横幅大标语，旁边还有一支管乐队，他们操着锃亮的乐器站在那里。
20世纪30年代华清池
少帅的三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随后我听到了拐弯时轮胎那又长又尖的刹车声。学生们看到小车到了飞机跟前，纷纷向前拥去。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稍后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带着美国腔说：
“准备好了吗？”
我转过身去，看见了一位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这位女士当时坐在机舱左手的前排，她便是蒋介石夫人。她的到来使我更想搞清楚此行的目的，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一百英尺以内的地方。
“好了，”我回答说，“随时可以起飞。”
“好，”夫人低声说，“离开这里！我们快走吧！”
机舱里挤满了人，一切都那么混乱无序。
“各位都准备好了吗？”我问道。
“好了！准备好了！”蒋夫人不耐烦地说，“全都准备好了。”
我被这种兴奋的情绪感染着。我打出手势让手下将轮子收起来，与此同时，我将油门猛力往前一推，那劲头就像在比赛起跑一样。等到了空中我才想起了温格特。一周之后我才得知，他原先试图逃往洛阳，但他的卡车在西安城以东十英里的地方坏了。在咒骂断裂的车轴时，他也许正好看到波音飞机从他头顶飞过呢。
起飞五分钟后，少帅转向我。他的脸绷得很紧，很严肃的样子。他向我指了指身后。我回头一看，大吃一惊，我发现了总司令瘦长的身影。只见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咧嘴冲少帅笑了笑。我觉得这次同以往大不相同了。以前我常常呼啸着飞过总司令设在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过去总司令的决定性意见，因为少帅和总司令常常为某一问题争执不休。随后有人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将其投到潼关那边的战壕里，因为在那边，少帅的军队和中央军仍在对峙，剑拔弩张。我发现，蒋介石手下的强势人物、总参谋长何应钦只给了蒋夫人三天时间，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要她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在二十六日开始对西安发动全面攻击，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虽然他没有明说——他还要夺取全中国。在这紧要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
“飞洛阳。”少帅说。半小时之后，我在潼关城外那纵横交错的战壕上空盘旋。我们穿过了下面布控的几道战线，将写有和解内容的信件投下去。少帅这时看起来真是一身轻松，而且也不那么硬撑着了，开始有了困意。我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机舱里的情况。夫人望着窗外，脸上带着快乐的微笑。端纳一个人咯咯咯地笑着。宋子文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偶尔看两眼报纸。总司令仍然睡着。到达洛阳时天刚刚擦黑，少帅让我在空中先盘旋一两圈，好让下面的人知道我们要降落。
张学良与杨虎城
“没有人发电文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
“没有，”他回答说，“西安那边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飞机一降落，那狭小的满是沙子的机场上到处都是向我们跑来的学生和士兵。看见蒋夫人走出舱门，他们便在扬起的尘土中停下来，全都注视着她。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其中的两名军官上前去搀扶她。少帅跟在蒋夫人后面。他刚刚踏上地面，四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
“要杀了他吗？”其中一位士兵问。
“不！”蒋夫人断然回答说，“让他自个儿走！”
蒋夫人伸出胳膊揽住了他的腰，少帅也伸出胳膊揽住了她。
总司令被人搀扶着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欣喜若狂，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军官们临时叫了很多人，很快组成了一个欢呼方阵。他们搀扶着总司令，让他坐进汽车。有的人眼中噙着泪水。对他们而言，总司令就像死而复生了。少帅拖着孤独的影子一个人走向自己的汽车。此时爆竹噼里啪啦地在他脚边炸响，不过没有人威胁他，因为蒋夫人已经下令要把他当贵宾对待。
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几架头天夜里就飞抵洛阳的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飞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给少帅提供了一个可能会改变他此后几年仕途的契机。中国人开的护航飞机被波音飞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汹涌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完全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不这样，仍决定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
在去南京的路上，我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
“不管它，”少帅冷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到达了一个军用机场，那里群情激昂，人声鼎沸。场面太乱了，我不得不把飞机停在跑道中间，让机上的人下来。紧接着，一大群士兵马上用自己的身体为少帅开了一条通道。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
“现在要多加小心！”当他爬出机舱时，我提醒了他一句。“也许你不在乎有人想打死你，但也有其他一些人想让你和我们一起，不要作任何冒险！”
他转过身子，掉泪了。这是我看到他头一回掉眼泪。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谢谢你！”他说，“非常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此道别，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迈开几步，又走回来，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我的手。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赴洛阳时与杨虎城(右1)、宋美龄(右3)等在机场
我目送着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的筒形帽子，高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我看着他穿过了人体组成的通道，这条带有警戒意味的通道让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无法接近他。他从那些过去还是朋友，现在却已变成敌人的人们面前走过，从那些因为他劫持或放走总司令而各自愤怒的国民党面前走过。此时，中国在我心里已经超过了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美国。直到今天，张学良赴难的场景还凝固在我的心中。
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我发现，在很多方面中国都是一个脏兮兮的、不讨人喜欢的国家。她惹人厌倦、单调乏味、老态龙钟、偃蹇困顿，然而我却发现，在更深的意义上，她在这富有象征意味的几个月里，已经像即将到来的春天一般重生为一个全新的国度。让我引以为傲的是，我能够从一些细节上参与到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去。中国像一个谜，而汇集成这个谜的方方面面都一起涌向了我。共产党、国民党、少帅这一派以及蒋介石政府中可能愿意看到他被杀死的那个小集团，在这危急关头已和衷共济。他们明白，中国若不团结起来必将面临亡国的结局。用我们美国国父的话来说，这个统一战线之所以能产生，正是因为他们已准备好牺牲“他们的生命、财产以及他们神圣的荣誉”。你可以说中国很古老、很肮脏，她也曾一度排斥像我一样的外国人，但是在西安这不可思议的、悲剧性的日子里，对于那些深入她的内心并成为她的朋友的人，她已经变成一片伟大、高贵而又不朽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