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的伤心来自这样一个现状：就目前形势而言，除了袁世凯，还有谁能够指挥北洋新军？关键时刻，不但连庆亲王这样的皇室宗亲都靠不住，而且没有一个皇亲国戚能够血气方刚地站出来为大清王朝力挽狂澜！
京城开始实行戒严，军警突击检查火车站、会馆、旅店以及各种公共场所，禁止戏园夜场和晚间电影，并通知各报纸，如刊登湖北的消息，不得捏造和传播谣言——各报纸可以不在报上登湖北的消息，但在报馆门口贴出类似大字报之类披露武昌情形的“揭示牌”，官方不能说是违法的，于是“围聚而观者，日辄不绝”。了解了武昌的事变后，人们转身奔向银行，带头挤兑的当然是那些王公贵族：王公贵族纷纷将存款转入外国银行，对外国银行提出的不计利息的苛求一并接受，而且开始把家眷往外国租界里迁移，一时间租界里的旅馆租金大幅猛涨。更有甚者，一些满族大员以保卫满人为借口，调集数千旗兵进入京城，扬言要杀尽汉人，一时间人心更乱。那些原籍南方的中小京官认为，很可能这辈子都回不了老家了，不如趁现在赶紧走，于是“北京东车站的站台上行李堆积如山，儿啼母唤，失物寻人，纷乱不堪。京奉铁路慢车停开，快车只卖二等票;京汉铁路只卖到黄河北岸，而且开车钟点也没有一定”。
接下来，载沣最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南下部队各级军官消极怠工，违抗命令的事时有发生，部队行进速度极其缓慢，以致到了河南境内竟然走不动了——南下部队大多是北洋新军，荫昌以留学生资历跻身军中显贵，北洋军官兵没人看得起他。
迫于危急的形势，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终于提出了那个他们早就一致认为的合适领军人选——袁世凯。
这一提议令载沣震惊。
载沣
摄政王震惊的原因是：明知袁世凯是皇室的仇人，好容易将他从权力中枢赶走，庆亲王奕劻的这个主张，无异于对载沣乃至皇权的极大蔑视。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故交，附和庆亲王可以理解，那桐怎么也与庆亲王一唱一和？
“内庭议起用袁项城，监国不应，且哀泣。”
不同意罢了，哭什么？
载沣的伤心来自这样一个现状：就目前形势而言，除了袁世凯，还有谁能够指挥北洋新军？关键时刻，不但连庆亲王这样的皇室宗亲都靠不住，而且没有一个皇亲国戚能够血气方刚地站出来为大清王朝力挽狂澜！
此刻，在河南彰德老家的袁世凯，表面悠闲，心里却忙得厉害。
太行山脚下的彰德，是京汉铁路经过的地方。袁世凯居住的洹上村有洹水流过，水面上架着一座小桥，袁世凯将此地题为“圭塘”。被免职归家后，他极力做出不问世事的样子，常与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并刻有《圭塘唱和集》。他甚至还如同演戏一般，穿上一件蓑衣，泛舟水面，扮作渔翁专注垂钓的样子，并特请照相师拍照——这幅被袁世凯题为《烟蓑雨笠一渔翁》的照片最终发表在报纸上。但是，没人相信袁世凯甘愿过这种闲云野鹤的日子，这张钓鱼照恰恰暗喻着他正耐心地等待着时机。袁世凯的庄园绝不是个休养的僻静之所，他的儿子袁克定在农工商部挂了个右参议的官衔，实际上就是袁世凯在北京的“联络处主任”，这条伸向京城的触角甚至延伸到各国公使馆，其中联络最紧密的当属英国公使朱尔典。袁世凯的庄园中隐藏着一个电报房——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私人电台——从中枢大吏到各省督抚，电报来往之频繁令袁世凯每天不得不花费几个小时“处理公务”。来到袁氏庄园的亲朋幕僚更是络绎不绝，当然，来访最密的还是北洋系的党羽和将领。
袁世凯
当年朝廷罢免袁世凯的时候，御史江春霖曾在弹劾庆亲王奕劻的奏折里特别提醒摄政王载沣，袁世凯仍旧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包括载沣在内，所有对袁世凯存有戒心的皇族，都对此了如指掌。但是，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制约措施，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采取。
载沣明白，从民间到中枢，日渐激化的满汉矛盾令任何一位汉大臣都不可靠;而包括那桐在内的那些满族亲贵，也早已被袁世凯的银子养得六亲不认了。至于庆亲王，除了银子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已在政治上与袁世凯结成同盟，如果他认为把武卫军调进城来，仍不足以保障其安全的话，那么起用袁世凯对于他来讲最为有利，无论日后世事将如何变化。至于对大清王朝是否有利，这个一辈子享受朝廷俸禄的老王爷想都不愿意想。
接着，各国公使馆在起用袁世凯的问题上一起向载沣施压——至少在武昌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列强们不愿意看到大清国动荡，尤其是有大批贷款业务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他们急需寻找一个能够迅速平息事态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最合适的人选。为此，四国银行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公开表示：“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司戴德的呼吁在列强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多次会见载沣，希望迅速起用袁世凯。
14日，荫昌率军才走到信阳与孝感之间，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响应武昌起义的事件，使庆亲王奕劻对摄政王载沣最后摊牌了：23日(农历)由奕劻向载沣提出起用袁世凯的意见，但载沣并不表示态度。奕劻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不过这件事要办就办，若犹豫不决，就怕民军的局面再一扩大，更难收拾了。并且东交民巷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当时那桐、徐世昌也从旁附和，但载泽是反对这个意见的，不过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载沣同隆裕商量，隆裕束手无策，考虑了些时候，也只好姑且答应了，但是她要奕劻保证袁世凯“没有别的问题”。连隆裕太后也隐约感到了起用袁世凯必有可能带来“别的问题”。
反对起用袁世凯的皇族镇国公载泽，不但与瑞瀓是儿女亲家，而且他和瑞澂都是隆裕太后的近亲。武昌兵变后，庆亲王力主严惩弃城逃跑的瑞澂，载泽得知后立即通过隆裕太后的关系，将上谕里对于瑞澂的处治意见由拿解京城“交法部严讯治罪”改成了“仍著暂署湖广总督”戴罪立功。史书记载：未能重办瑞瀓，为地方大员开了一条“恶例”，导致随后各省官吏弃城逃走之事屡见不鲜。对此，载泽所负罪责“难逃公论”。
一向不问政事的皇族溥伟，此时可谓旁观者清。他认为袁世凯对大清“鹰视狼顾，久蓄逆谋”，值此“触目时艰”之际，起用他就犹如“引虎自卫”。如果非用不可，也要安排“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但是，载沣的一句“都是他们的人”，让本已忧患的溥伟顿觉悲凉：
……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醇亲王载沣)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醇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察，伟(溥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
就在庆亲王对载沣摊牌的那一天，清廷颁布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
同一天，清廷又颁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
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上谕，但其内容却如一纸空文。
首先，让袁世凯替代瑞澂出任湖广总督，不要说他将上任的地方已被革命党占领，此乃目前大清帝国有其名无其实的官位，而且仅就袁世凯的资历来讲，他根本不会在乎一个地方总督的头衔;而起用岑春煊，显然是载沣接受了溥伟的建议，连旁观者都知这是牵制袁世凯的小手腕，难道袁世凯会不明白？更重要的是，认为岑春煊可以牵制袁世凯，这个想法近乎天真，无论从哪方面讲，岑春煊在袁世凯眼中都无关大碍。关于军权问题，朝廷生怕袁世凯掌权后构成威胁，因此，冠冕堂皇地说湖北全省的部队都归袁世凯“节制调遣”，但谁都知道此刻湖北全省的军队已经溃散。而关于南下军队的指挥权，上谕的意思很清楚：袁世凯只能与荫昌会商，甚至还要与在北京的军咨府的载涛会商。
载沣严重低估了袁世凯的智商。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1911年10月12日，是袁世凯52岁的寿辰日，不少亲朋幕僚齐聚袁氏庄园为他祝寿，高朋满座正是七嘴八舌的场合。袁世凯已接到朝廷让他上任湖广总督的上谕，幕僚们都说权力太小，还要受荫昌的指挥，看来朝廷还是有戒心，决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地出山。但也有人话语中透露出别的含义：现在率军出征，革命党人不是对手，唯一需要考虑的是，镇压了革命党有什么好处？无论怎样，大清都没指望，为这么个烂摊子赴汤蹈火是否值得？还有人提醒袁世凯，一旦将革命党人镇压，不但革命党人由于仇恨而心存杀心，朝廷也必会在事件平息之后杀功臣，历史上斩杀功臣之事每个朝代都曾发生。幕僚们说得热闹的时候，袁世凯正焦灼不安。他不愿意真枪实弹地去与革命党人对抗，因为他知道大清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他需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他又极不愿意别人认为他是一个赞同革命党的人，至少目前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要站在大清王朝的一边，这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因为脸面和本钱。
袁世凯给朝廷的回电堪称拐弯抹角的官场杰作：首先表示受到宠信感激涕零，接着就以当年朝廷罢免他官职的理由——足疾——拒绝了朝廷给予他的湖广总督的任命。在陈述自己的病情的时候，他一会儿说“数年宿疾，难望痊愈”，紧接着又说“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一会儿说“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紧接着又说“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患为易”;一会儿说“委顿情形，实难支撑”，紧接着又说“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那么，对于朝廷的任命而言，到底是能出任还是不能，到底是拒绝还是同意？
这就是袁世凯，一面把婉拒的话说得冠冕堂皇，一面又暗示他随时可以出山。至于出山的时间，与其说“赶加调治”，“筹备布置”，不如说是等着朝廷给出令他满意的“价码”。
(摘自《1911》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9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