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赵恒(968-1022)，宋朝第三位皇帝，是个有作为的明君。他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他统治的时期，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表达对他的千秋歌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这个伟大的时代，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因此，宋真宗有了“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的美称。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
其次，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第三，在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凡犯贪污等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了他们再次搞腐败的可能。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播撒皇恩，增进君臣关系。宋朝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比如说宋真宗就“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并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如“私忌假”、“饯行假”等。当然，我们知道宋朝官吏的俸禄是历朝最高的，即“高薪养廉”。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设立御史台，行使相当于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宋朝对行使监察职责的御史台官(御史)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而对监察官(御史)的选拔，更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不准宰执奏举御史。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名传后世的“包青天”就是产生在宋真宗统治的时代，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宋真宗廉政建设的成效。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岁入却是唐朝的七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