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即帝辛，又称帝纣。他是帝乙少子，天资聪颖，闻见甚敏;稍长又材力过人，深得帝乙欢心。帝乙崩，帝辛继位。《史记》有一大段文字描写纣王的优越之处，如“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历史上也有人替纣王翻案，认为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子贡早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潜夫论·慎微篇》也云：“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所废兴也，在其所积。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谓过失;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谓偶中。”但从今天市面流行的文字看，陈述他好处的实在没有多少，暴君的形象已铭刻人心。
一个君主是不是暴君，要看他对民众如何，比如是否杀人如儿戏，尤其看他杀什么人，怎样杀人。在这一点上，纣王无论如何摘不掉暴君的“桂冠”。
不过平心而论，纣王成为暴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坐了天下就如此。
从《史记》来看，他的资质不错，否则他的父亲不会把帝位传给他。实事求是地说，不论何种制度下的国家首脑，决没有一个人想使自己治下的领土和人民沦入他人之手，也不可能故意使国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秦始皇曾想使自己的帝位传之万世，根本没有想到二世就完了。嬴政之前的商纣王也如此。
人君的天赋不错，应该是万民之福，应该比晋惠帝见百姓饿死而怪他们“不食肉糜”要好。但纣王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以为皆出己之下”，拒谏饰非，为非作歹，“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剖比干”、“囚箕子”，这就使人不得不思了。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这样昏聩，这样残暴？其实，昏聩有两种，一种是天生智商不高，如晋惠帝司马衷;一种是本来聪明，但不听人言，以为天下没有超过自己的人，像纣王。前一种昏聩实际是愚笨又被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装饰，骨子里仍是愚笨，虽然也会给百姓带来不幸和痛苦，但他们自己往往不会做残酷诛杀大臣的勾当。后一种则不然，很容易走向无道和残暴。仅以纣王“剖比干”为例，这一点十分明显。比干只是见纣王淫乱不止，认为“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才劝谏的，完全是一片赤诚，可是纣王却大怒，不仅杀了他，还要取出心脏来观看。这昏聩，这残暴，这无道，几千年后的今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纣王何以至此？思之再三，我觉得其残暴无道与缺乏外力约束关系很大。商朝虽有“帝”、或“上帝”一说，它却不能真切地规范君主的行为。当统治者具有无尚的权力，而自身又不受任何行为规范限制的时候，发生血腥事件也就不可避免。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君主怎么残暴，怎么变态也照样做他的君主，老百姓照旧也得承认他。
一位君主，是成为明君，还是成为暴君，全看百姓的造化，别人一点也奈何不得他。纣王残杀了比干以后，直接的结果只是引起了其他大臣的恐惧而不是愤怒，“箕子惧，乃详狂为奴”，没有人抗争。当然，也不可能抗争——专制之下多顺民，也多拍马奉迎者;即使抗争也没用——顶多再多几个人沦入比干的下场。
没 有外力的约束，使一部分人逆来顺受，惧怕权力，惟权力马首是瞻，形成畸形人格;另一部分人为所欲为，毫无惧怕之感，天不怕地不怕。这自然不能说没有外力监督的君主都是坏的，唐太宗就没有人约束他，但也出现过“贞观之治”，他手下的魏徵也时不时进谏，命运却与比干迥异。一句话，如果人主自律，世界也会呈现光明。但没有外力的约束，就是明智如唐太宗不也发誓要杀掉魏徵这个“田舍汉”吗！(《大唐新语·规谏》)应该说自律是有作用的，但是不能代替他律。只强调自律，根本没有他律，遇到不讲为君之德的商纣王就毫无办法，充其量后世的明君拿他做反例教育子孙。
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纣王似乎还不算顶坏的，有的皇帝动不动就杀人，根本就没什么原因，一句话：他高兴这样做，“老百姓顶个屁”。
没有外力约束，老百姓成为权力者的刀下之肉也就难免了。孔子说“知德者鲜矣”，平民百姓如此，君主、大臣也一样。既然“鲜矣”，就要使用外力使他懂得多一点，而不能只让他轻松地自修。外力的约束，能使好人不变色，也能使坏人不得不有所收敛。难点不是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纣之为纣”，而是谁去把外力加于纣王？说来说去，结点都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