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盟”)在重庆重新建立，宋庆龄仍然担任主席，委员有爱泼斯坦、王安娜、廖梦醒、约翰·福斯特等人。保盟的办公地点设在宋庆龄的寓所——两路口新村3号。
在重庆的保盟首先设法和国外援华团体及友好人士重新取得联系，以争取他们继续援助保盟。很快，美国援华会、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等组织同保盟重建了合作联系。同时，保盟还经常和中外救济联合组织驻重庆的办事处保持正常联系，并与驻重庆的纽约美国援华会、红十字会、医疗援华会的分支机构等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宋庆龄在重庆冲破国民党的种种封锁，领导保盟组织募捐，救济难民、伤兵和儿童；组织物资，把大批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它救援物资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人民手中，并积极介绍和输送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利用她特殊的身份将中国人民抗日的真实情况向国外报道，争取援助。主要是给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重点是国际和平医院。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历年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捐款为：“1942年，75000美元；1943年，54000多美元；1944年，12500多美元和4710000多元法币；1945年，510000多美元和166000000多元法币。”(重庆《大公报》1940年5月2日)这些捐款是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的基本经费。此外，保盟还向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物资，包括医疗设备。1943年6月，保盟向国际和平医院运送了一批外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品。
宋庆龄在重庆领导保盟，对延安医科大学、晋东南延安医大分部、冀西的白求恩医学院、陕甘宁边区的西北制药厂，延安合作药厂、延安洛杉矶孤儿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技术学校等许多单位提供长期援助。
宋庆龄在重庆不仅力求从国外获得援助，而且还克服困难，举办多次义演、义卖、义赛等活动，筹集资金来援助难民、难童和贫困作家。在募捐活动中，宋庆龄常用她的戒指图章在捐助者的收据上签名盖章。由于她的高尚品格，使得许多国内外人士都以能得到她的亲自签名盖章为荣而踊跃参加捐款。
1945年12月，宋庆龄及保盟总部由重庆迁往上海，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后改称“中国福利会”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