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由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并将虎门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禁毒，最广为人知的自然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广东虎门，钦差大臣林则徐指挥数百名役夫抬起一筐筐收缴的鸦片，轰的一声倒入两个生石灰池，不一会儿，池里就咕嘟咕嘟冒出水泡，许久，又渐渐归于沉寂。站在销烟池边、心满意足观看这一幕的林老先生并不知道，他这一倒，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大清王朝的命运，也将“禁烟”一词写进了日后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史，时不时画下重重几笔。
明朝时期
崇祯、皇太极先后发文禁烟
今天我们只知道禁鸦片是“禁毒”，殊不知，在古代中国人眼中，烟草和鸦片一样，都叫“烟”，都算毒品。若这样论，中国的禁毒大业，早在林则徐之前就开始了。
明代，烟草经由吕宋(今菲律宾)、越南、朝鲜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草药而流行于军队中。很快，这种“烟瘾”就由军中蔓延到民间。至明末，烟草已经在民间被大范围吸食，相关的种植、贩卖产业也发达起来。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吃烟的危害，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说永乐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后代，京城又是“燕京”，“烟”字谐音“燕”，“吃烟”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攻破燕京之义，坊间甚至传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烟”的童谣，这不能不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因此，崇祯皇帝两度发布“红头文件”，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官府机构内吸烟，私藏或出售烟草都有可能被处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烟。不幸的是，崇祯禁烟的效果并不明显，很快，大明王朝就寿终正寝了，似乎是“明亡于烟”谶言的应验。既然“烟”战胜了“明”，禁烟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明末内地的“烟瘾”也传播到了明朝的对头——满洲境内，八旗子弟纷纷效仿明人吸烟，“瘾君子”遍布军营内外。这样的势头让满洲的领导者皇太极着了急。就在崇祯皇帝首次下令禁烟的同一年，后金户部也发布了禁烟告示，明文规定不许栽种、买卖、吃食烟草，违者重罚。在告示颁布的两个月内，后金政府尚能严格执行。据记载，当时刑部审理的涉烟案件达60余起，被处罚的有数百人，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效果。然而，同崇祯禁烟一样，皇太极的禁令最终也抵挡不住民众吸烟的热情，不久，后金朝廷就主动撤销禁烟令，允许民众自种自吸，只要不去朝鲜购买即可。
满清入关
林则徐发明“禁烟丸”，力谏道光禁烟
满清入关后，又有几位皇帝发布过禁烟令，可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烟草在中国大地上屡禁不绝。清中期以后，它的升级2.0版本——鸦片开始在中国泛滥。这个玩意儿自打打入中国市场后，立马就取代了烟草的地位，因为它又叫“鸦片烟”、“大烟”，甚至抢了“烟”一词的冠名权。在这之后，所谓“禁烟”、“烟瘾”、“烟贩”、“烟民”之“烟”，很多时候都直接指鸦片了。这种新型的“烟”像瘟疫一样，迅速在中国各地蔓延，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
说到这儿，就绕不开刚才提到的林则徐老先生。他可是中国禁鸦片的先驱，虎门壮举人尽皆知。其实，林则徐禁鸦片烟的努力，早在虎门销烟之前就付诸实践了。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曾雷厉风行地推行过一些措施，设立禁烟局，没收鸦片和烟具，还发明了“禁烟丸”，并拿出自己的俸禄用以配制，强迫吸食鸦片者服用。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效果，据说当时有老年妇女在路旁叩谢，称其丈夫久患烟瘾，健康恶化，在服了禁烟丸后断绝鸦片，身体逐渐恢复。
当时，朝廷内部对鸦片烟害有“禁”、“弛”两种意见，道光皇帝对该听谁的一直犹豫不决。在地方禁烟初见成效、并得到人民拥护的林则徐见此，毅然上书，痛陈鸦片祸害，要求朝廷下令严禁，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向道光上呈了四道戒烟方，都是用常见中草药如当归、黄柏、川贝、南瓜花等就可以配制的，据说十分实用。这封奏章言辞恳切，历数鸦片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说若听任此毒，“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或许是这句话戳中了道光的痛点，他拿起御笔，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坚毅的决心，在林则徐的奏章上画了一个红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禁烟。随后，就有了众所周知的虎门销烟。
遗憾的是，林则徐的禁毒成果很快就随着鸦片战争清廷的战败烟消云散。《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西方列强一步步妥协，鸦片继续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比之于战争前，鸦片吸食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如著名的洋务派大臣左宗棠、李鸿章分别提出加重对鸦片征税、广种罂粟以抵制进口鸦片;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郭嵩焘受英国启发，建议用疏导的方法，先教化士绅再派士绅劝谕民众戒毒;大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则要求设立戒鸦片烟会帮助戒毒，并在报上刊登戒烟歌文，使民众认识吸食鸦片的危害。但无奈朝廷迫于外国压力，不敢采取强硬手段，这些禁毒努力大多半途而废，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挽救神州大地上越来越多人滑向毒品深渊的命运。
太平天国
洪秀全亲作“禁烟歌”
清代中后期，禁鸦片的话题隔三差五就会被提出来，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也一直在不断思考，试图解决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然而这些努力，似乎从来没有起过作用，相反，鸦片之毒却日甚一日，禁毒工作陷入了愈禁愈烈的怪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偏居东南一隅的太平天国，它的禁毒却收效卓著，一度使江浙地区成为烟雾缭绕的中华大地上的一片“无毒区”。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领导人洪秀全就在家乡编作《原道救世歌》，并积极推广传唱，其中就有“他若自驱陷阱者，炼食洋烟最癫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的歌词。他还作打油诗，劝人们勿染鸦片：“烟枪即铳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起义后，为保证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洪秀全颁布了许多文件，严禁太平军吸食鸦片，违者斩杀无赦，贩卖者和知情不报者与之同罪。定都天京(今南京)后，太平军对天京境内的民众一一审查，看到面色不佳者就要询问其是否抽鸦片，还要检查手指，手指发黄者都会被隔离关押，观察他们是否有鸦片上瘾的症状。最后确定吸食鸦片的人，必须强制戒毒，一个月后犯者戴枷三个星期，两个月后仍犯者戴枷七个星期，三个月后还不改的直接处死。当时，丞相陈桂堂的部下检举他吸食鸦片，洪秀全查实之后，毫不犹豫将丞相处以极刑，以儆效尤。此外，太平军还四处设置关卡，仔细搜查过往货物，若被查出烟具，无论大小，都重加谴责。严厉的禁毒政策令当时在此地区的所有烟民和从事鸦片种植、贩卖的人都闻风丧胆。
不仅靠严刑峻法营造禁毒氛围，太平天国还十分注重宣传教育工作。据时人笔记记载，太平军所到之处，均在全体军民中劝吸鸦片者禁烟，“先以妻子衣食为喻，继以精神血气父母遗体为喻，长篇累牍，苦口婆心”。这些努力一度使鸦片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几乎禁绝。尽管鸦片的价格一跌再跌，仍没有人来购买。1862年，宁波一位外国商人在写给香港银行的信中抱怨道，过去两周一箱鸦片都没有卖出去，生意快要做不下去了。
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禁毒斗争的胜利果实并没有维持多久。一些奸诈的鸦片商为了维持利润，往往会雇佣一些有经验、熟悉线路的经纪人，躲开太平军的关卡，在各地暗中进行鸦片贸易。到了后期，太平天国内乱频发，再加上战争频仍，政权不保，更无暇顾及鸦片问题，甚至有的领导人和军队将领都开始吸食鸦片。等到清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政权覆亡后，江浙地区的禁毒胜果也自然而然付诸东流，鸦片又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肆虐风行。
清朝末年
袁世凯促成《中英禁烟协议》
清朝末年，为挽救统治危机，朝廷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改良运动，鸦片问题作为很久以来整个社会难以根治的痼疾，自然也是这场改革的关注重点。同之前数次禁毒截然不同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清末禁毒不再仅仅是中国自己单打独斗，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西方国家最初纵容鸦片大规模流入中国，是出于扭转贸易逆差的目的。因此，彼时的西方列强是不会允许中国政府禁毒成功的。但这种靠毒害他国人民赚钱的行为，也一直受到良知人士的谴责。尤其是英美传教士，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对弘扬主的恩惠这一伟大事业的玷污，一直致力于宣传禁鸦片烟。19世纪末以来，这种反对的声音日益强大。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宣告成立“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会”，号召全世界传教士祈祷终结罪恶的鸦片贸易。1891年，传教士创办的《教务杂志》收集了有关鸦片在中国流毒的资料与图片，将它们发回国内，引起西方社会对中国鸦片贸易的极度反感。在这些宣传带来的强大舆论压力下，1906年，反对鸦片贸易的自由党终于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并很快通过议案，要求英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终止不光彩的鸦片贸易。
第二年，中英达成《中英禁烟协议》，规定从1908年开始，逐年递减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十年后减为零。虽然已经有议会的指示，但由于鸦片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英国政府实际上非常舍不得丢掉这块肥肉，故谈判过程十分艰难。而这场斡旋的“功臣”，竟然是在历史上名声一直不大好的袁世凯。他派多位人士出马游说，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迫使英国政府让步。后来，在禁烟协议之外，英国总领事还表示愿意限期关闭英国政府开办的烟馆，并禁止在租界内建立新烟馆，以帮助中国禁绝鸦片。
在资本主义老大哥英国的带动下，其他国家也纷纷响应，声援中国禁毒。奥地利租界工作人员向烟民发放禁烟药丸，并开办诊所，为因戒烟而染病的人义务治疗。美国发起召开由美、英、日、德、俄、意等西方列强和中国共同参与的国际鸦片会议和万国禁烟大会，为中国禁烟工作营造有利的国际氛围。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同清政府的其他“新政”一样，此时的禁毒运动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之后，又迅速归于沉寂。社会上的鸦片问题还没来得及得到改善，清王朝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民国“新生活”
蒋介石宣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清朝覆亡后，清政府推行的禁毒政策随即丧失了权威性，得之不易的些许禁毒成果很快也打了水漂。民国初年，虽然政府也在继续提倡戒吸毒品，但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各个政权光顾着打仗了，哪还有工夫禁毒。蒋介石上台后，初期尽管宣布过禁止毒品，还颁布了《禁烟法》，但由于政府缺钱，难以拒绝毒品贸易带来的巨大财税收入，相关立法多不能有效执行。民国禁毒，虽声势浩大，结果却是劳民伤财，收效甚微。
这时的烟民，早已脱离了只吸食鸦片的“初级阶段”，吗啡、大麻、海洛因等毒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换来一具具越来越苍白瘦削的躯壳。历经百余年的毒害，普通民众对鸦片等毒品日益痛恨，南京国民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又肥了不法商人的腰包，引起民众的不满，社会上要求严厉禁毒的呼声因而越发强烈。1934年，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际，发起“新生活”运动，宣称要做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之前的禁烟禁毒，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百姓往往并不感冒。这场“新生活”运动却不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民间宣传和运动。各省纷纷成立禁烟会，设立“禁烟日”，各地的报纸、杂志、广播也轮番刊登、播出禁烟禁毒的文章和广告。汽车、火车、轮船上还常常悬挂禁毒标语，比如“吸食烈性毒品的人，赶快自动戒绝，免除死刑！”“吸食烈性毒品的人，给政府捉到了一律枪毙！”等等，当时的人们也能写出这么雷人的话，想想也是醉了呢。许多市民自发上街游行，到广场演出禁毒话剧。上海的禁烟宣传队为了引起注意，还专门在晚上提灯“扫街”，宣传吸食毒品的危害。当时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华大地，不少人在宣传中把日本侵华和民族危难归结为烟毒泛滥，“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响彻全国。
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卷土重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鸦片这个大毒瘤方得以扫除，过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髅”的现象才终于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