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其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上台之后，启用亲信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试图对积弊深重的朝政进行改革。起初，曾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仅经历了一百多天就以惨败告终。这场短暂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也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了，繁华盛世不复存在。唐顺宗的父亲唐德宗并不是一个昏庸之君，他登上皇位后，实行杨炎的两税法，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又注重中央神策军的建设，使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武力保持平衡。但德宗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又善猜忌，还重用宦官，聚敛民众财富，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德宗晚年的新旧弊政，太子李诵深有体会，而其侍读王叔文、王仁也有革新抱负。
唐顺宗李诵18岁时被立为太子，做了26年的储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逝世，李诵即位当上了皇帝。尽管他只当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但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因为在他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史书上对顺宗多有好评，说他在东宫二十余年，经常关心朝政，了解民间疾苦，颇有阅历和抱负。赞他知人善断，曾劝阻德宗用奸佞裴延龄、韦渠牟为相，又曾向德宗进言不宜过分嬉游奢侈等。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颇知民间疾苦，是庶族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一位有抱负、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他先得到德宗的赏识，把他从苏州司功参军提到朝中任翰林待诏。贞元三年(788年)，又因善于下棋而被德宗选去太子身边侍读，陪伴太子近二十年。在太子李诵身边，王叔文经常对他讲叙民间疾苦。有一次太子与诸侍读等一起议论宫市害民。李诵说：“我正要好好向皇上说这件事。”大家都加以称赞，唯独王叔文一言不发。众人退下后，李诵问王叔文刚才为何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和请安，不应过问朝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你如何解释？”太子深感王叔文很有办事经验和对他的忠心。
王伾，杭州人。以书法见长，为太子侍读，与王叔文二人颇得太子信任。通常讲的“二王八司马”的“二王”即指王还与王叔文。
与王叔文、王伾一块儿共商国是的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凌准、韩晔、程异、陈谏等人。此外，还有吕温、李景俭、陆质等，也与革新集团关系密切。
李诵在太极殿即位后，开始名正言顺地行使皇帝权力，进行政治革新。
他上台仅25天，就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李实是皇族宗室，作恶多端，百姓深受其害。自从任京兆尹，他恶性不改，聚敛财富，又枉杀无辜，百姓对他深恶痛绝。顺宗一上台便将他贬官，使百姓人人拍手称快。两天后，顺宗又在丹凤门上宣布：“赦天下，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免除民间欠税和一切杂税，停止地方官对朝廷常贡以外的其他进奉，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革除弊政最有影响力的是整饬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措施。所谓的“宫市”，是指皇宫的官吏出外采购宫中用物，本来由专设的官吏采办，德宗贞元末改由宦官掌管。宦官或以低价强买，或索性派一批人，叫“白望”，看中什么就白拿强抢。百姓见了他们犹如见了强盗一般。白居易的《卖炭翁》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五坊即雕、鹘、鹞、鹰、狗五坊。在五坊服务的差役称“小儿”，均由宦官担任。他们以打猎为名，把捕鸟的网张在老百姓的家门口或水井上，借机敲诈勒索。禁止宫市与五坊小儿，百姓自然拥护叫好。此外，顺宗还放出宫女和女乐九百多人，家人团聚，欢呼万岁。
其次是控制理财权。任命当时的理财名臣杜佑为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免去李琦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再者是准备剥夺宦官兵权。任命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但这一着棋，没有落到实处。在任命下达后，执掌神策军实权的大宦官立刻意识到这是“二王”的夺权行动。于是密令神策军将领不得接受范、韩的命令。此外还打算裁抑藩镇。这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提出要拥有剑南三川，以扩大自己的地盘。王叔文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还准备将他的心腹刘辟正法。
由于唐顺宗病重不能言语，加上宦官和守旧势力凶狠反扑，使革新最终只经历了短短的六个月便告失败。宦官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让位给太子李纯。不久顺宗又被迫下制书令太子即位为皇帝，自称为太上皇，改元为永贞。顺宗的退位，意味着永贞革新的彻底结束。
唐宪宗即位后，二王等人纷纷下台。宪宗随即宣布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不久，王伾死于开州，王叔文也于第二年被宪宗赐死。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至此，因二王而被贬的八人均到地方上任“司马”，故人们将这一事件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对二王八司马事件，一般今人的史书上认为这是一场革新运动。如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认为当时实行的这些措施，打击了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发展。一些人认为虽然因具体措施刚实施就停止了，还谈不上在打击藩镇上起到很大作用，但确实是减轻了人民的痛苦，使德宗以来的腐朽政局为之一新。
也有人指出从顺宗即位开始实行新政，到顺宗退位，前后共历时六个月。要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消除种种朝廷积弊、解除民间疾苦，是不可能也是办不到的。这场政治运动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弊政，有的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远远还谈不上是一次革新，充其量只能说是一次尝试。有人更进一步说整个事件叫“永贞革新”不妥。王叔文在永贞时期的一些措施是好的，可以叫善政，但不能说是革新，既不能和后来的王安石的新法相提并论，也不能和他的前辈杨炎相比。王叔文实施的一些措施，影响很小，说不上是一场革新。
一些人认为这个事件根本不是革新，二王当政并没有作出什么革新的措置，以罢宫市等弊端的革除来讲，都是贯彻顺宗素来的主张，与二王无关，不能说是二王的革新。也有人认为这个事件究其实是庶族地主对士族地主的斗争。就其政治活动的性质而言，认为王叔文集团的结集和失败，只是唐代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内部斗争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