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但她在孵育滋润中华民族的同时，也因为经常决堤，给两岸、特别是下游华北平原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过，历史上的黄河决堤多为自然因素，“天意使然”;可在1938年，河南郑州花园口却出现了一次人为的决堤，导致89万河南民众死于非命，也给中国的灾难史增添了沉重的一笔。
一、骄兵之败——1938年初，李宗仁、孙连仲、张自忠等国军将领给抗战军民送了一份宝贵的大礼——台儿庄大捷。此役中国军队100万，大战日军30万，经过5个月的艰苦奋战，围歼日军1万余人，最终赢得了胜利。台儿庄大捷也给时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吃了一粒定心丸——毕竟，1932年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所谓的“3日亡国论”。兴奋之余，蒋介石打算下一笔更大的棋，要借台儿庄大捷的余威，在徐州与日军展开决战。于是，他把20多万中央军匆忙调动到徐州战场。没料到，日军也认为这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部队的好机会，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日军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国军，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国军第五战区主力。5月中旬，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传到蒋介石的案前，使他那因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冷静下来。他马上意识到，国军主力部队即将在徐州陷入日军的包围圈。蒋介石当即给李宗仁口授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撤退命令一下，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到了5月下旬，各路大军已经安装预定计划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区。可是，日军沿陇海铁路紧追不舍，并于6月6日占领了开封。为了阻止日军继续尾追，蒋介石做了一个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决定：炸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进攻。
二、以水代兵——决堤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第一战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执行者为新八师。地点最初是选在中牟县境内的赵口，可由于当地流沙太多，没能掘开。得知这个情况后，蒋介石指示再换地点。
曾经参与了花园口决堤的新八师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熊先煜在回忆录中说，师长蒋在珍曾向自己征询意见，到底选择在哪里决堤更合适。他回答，“以地形而言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巳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蒋在珍当即拍板：“时间紧，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经过两天两夜不停地挖掘，6月9日凌晨，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大堤终于挖开了。
三、灭顶之灾——花园口大堤决口的那一刻，浑黄色的洪水像两条巨龙，轰隆隆地向着附近早巳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广阔的华北平原顿时沦为一片泽国。
此举是福？是祸？以水代兵的效果立竿见影。四处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日军不得不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退守徐州。日本方面就如此记载，“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但随后，日军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沿江而上进攻武汉。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而对于华北平原的广大民众来说，花园口大堤决口只能是一场灭顶之灾。
资料显示，花园口大堤决口后，堤脚下的小李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等23个村庄全部淹没。黄河由此改道南流，历时9年之久，波及豫、皖、苏三省44个县，共计29万平方公里，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死亡人数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形成震惊世界的中国“黄泛区”。更重要的是，原本比较富庶繁华的中原河南地带从此一蹶不振。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灾难都推到日本侵略者身上。
四、嫁祸于日——事实上，当时的国民政府的确是这么做的。6月9日，花园口大堤刚刚掘开，商震就电令新八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后来国民党中宣部及国民政府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往花园口，拍摄日军炸堤和中国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纪录片以扩大宣传。显然，第一战区的做法正中蒋介石下怀。6月11日，蒋介石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程潜做了三条指示，第一条就是：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6月11日上午9时，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参加到对敌暴行的声讨中，并号召赈济受灾同胞。
花园口决口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暴行。不过，日本方面始终不肯承认这事儿，对中国的宣传进行反驳，因此双方在激烈的战事之余，还进行了一场“新闻战”。除了把花园口大堤决口推到日军身上，国民政府对此长期采取“缄口”政策——直到1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才允许学界公开讨论花园口大堤决口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