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定的事略稿本。1945年的蒋介石事略稿本中，记录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在抗战胜利后私自前往南京，后被蒋介石派人强行弄回重庆的一段隐情。这其中，既有孙科、蒋介石对中共问题的政见之争，又掺杂了孙科不满二太太蓝妮被扣押的私人恩怨。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写的事略稿本，其真实性已经为蒋介石日记原稿所证明，而其收录的与日记相关记载有直接关系的电报、手令、信函等文件，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笔者依据蒋介石事略稿本，为读者展现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故事，本文即是其中一篇。1945年的蒋介石事略稿本，记录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在抗战胜利后私自前往南京，后被蒋介石派人强行弄回重庆的一段隐情。这其中，既有孙科、蒋介石对中共问题的政见之争，又掺杂了孙科不满二太太蓝妮被扣押的私人恩怨。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国民政府派军队前往东北，并设立行营，要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政权，而中国共产党也调遣部队在东北建立根据地。东北问题、中苏关系、中共问题等，都成为时局焦点所在，对苏政策变得更为重要。
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国民党内一向以自由派、民主派的形象著称，他一再提醒蒋介石，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他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以便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合作。他呼吁：“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苏联)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
孙科与孙中山
孙科公开呼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打内战，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
1945年11月，孙科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并欲往上海。鉴于之前在一些问题上孙科与蒋之间政见不合，对此已经出现谣言，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因此，绝对不能让孙科赴沪，以免引起误会。此外，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国民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初定于20日左右开会，国民党必须在事前有所准备，不能有任何疏漏。因此在11月12日，蒋介石特地派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乘专机赶赴南京，力劝孙科返回重庆。奉蒋指示，吴铁城与孙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请他回重庆商议。
孙科表示，对中共问题，他素来主张以政治解决，不应用兵。现在军人方面已摩拳擦掌，准备以军事解决，他即使马上回去参加会商，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决定先赶赴上海，四五日后即回重庆。如果中央不信，尽可派几个特务人员跟着他行动。
吴铁城对孙科说，蒋委员长也知道用兵不利，因此请孙科回去相商。孙科答复说，如果不用军事解决，他可以回去开会，但要先去上海，再回重庆。吴铁城劝孙科先回重庆开会后再行赴沪，孙科没有应允。
当晚，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军统局局长戴笠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了吴、孙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报告，他们已告诉吴秘书长，无论如何，明日必定设法送孙科回重庆，已留了一架中航的飞机在此停候。
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气得大骂孙科：“俄共对本党如此侮蔑逼迫之中，而孙科反噬我军人剿匪之非，是殊为总理家族忧悲也。”
蒋介石担心吴铁城劝说无效，又特意手书一封信，让吴铁城带给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刘季生，希望刘季生能劝动孙科。没想到，孙科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要于14日前往上海，而后再回重庆。刘季生只能转告吴铁城，他担保孙科到上海后，三四日后一定回重庆。
吴铁城指示刘季生，必须完成蒋介石信中的嘱托，负责督促孙科于13日中午之前，最迟至14日早晨，必须动身返回重庆。刘季生当即于13日前往孙科住处再次劝说，孙科仍然没有答应。吴铁城只好亲自出马，再访孙科。
13日劝说孙科的详情，仍由张镇和戴笠电告蒋介石。这下蒋介石可睡不着了，他在14日的日记中记道，“今晨3时醒后，不能安眠，辗转3小时”，考虑对东北、中共和苏联应采取什么策略。念至深处，忽又想起“孙科潜行与应取之道，更觉痛苦不堪矣”。蒋介石认为苏联“狡诈凶险，外内夹攻”，几乎使他“遍体鳞伤”，再加上孙科“不应有之背逆，是真刺入我内心”，使他不能专心对外，而又不得不“着重于内部之运用，牵制强迫，莫此为甚”。
孙科擅离重庆前往南京之时，正是东北问题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时候。当时，由于苏军的阻碍，国民党的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也很难进行接收工作，而中共部队已深入东北广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来电报告“孙科已被俄共诱惑，将往东北组织伪政府矣，彼对人明言，两周后俄在东北必有所表示”，蒋介石难免会怀疑和担忧，相信这一切都有可能。
同一天，张镇和戴笠也发来电报称，吴铁城与刘季生劝孙科不要前往上海，均无效。孙科对吴铁城讲，“亲苏即不能反共，反共即不能亲苏”。孙科还批评道，“自日本投降以来，一切仍均是中央集权，各地当局毫无权柄，所以弄得一团糟”。孙科自己亲口对吴铁城说“两星期后苏联对东北必有所表示”，还抨击中央集权，这怎能不让蒋介石确信孙科已了解苏方动向并准备与苏联合作呢？
见孙科去意已决，吴铁城认为再无法劝告，于是主张于15日上午12时左右，包下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事先与机长约定好，待孙科上飞机后，即直接飞回重庆。但表面上仍准许孙科购买15日飞往上海的机票6张，并由吴铁城陪同他赴沪，等到起飞之后，再由吴铁城告诉孙科，这架飞机是直飞重庆的，一切责任由吴铁城个人肩负。
对于这样一个蒙骗加强迫的办法，吴铁城与张镇、戴笠以及国民党陆军参谋长萧毅等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商量的结果，众人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比向孙科出示蒋介石派萧毅阻止他赴沪的命令要妥当。至于中航飞机，则由张镇和戴笠负责交涉，妥行布置。
办法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只在上面批了一个字：“存”，实际上是默许了南京方面的计划。
15日凌晨，蒋介石仍旧3点钟就已醒来，再也不得安眠，令他焦虑的依然是孙科和东北问题。眼见军事接收东北受阻，迫不得已，蒋介石思考再三后决定，将东北行营从长春迁移至山海关待命，同时撤回空运部队，并且由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寄希望于通过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务。在东北有可能落入苏联和中共之手的不利形势下，蒋介石将孙科“离渝飞京”的行为看作“行同潜逃”，在日记中批评孙科是“党内左倾”，指责他“待机取巧，企图组织傀儡”，以和苏联及中共互相利用为荣。
在蒋介石看来，当时“俄共夹攻，各方反动分子蠢动思逞”，孙科潜行是非常危险的，“如其果到上海，则东北对俄与华北共匪之形势”，就不易改变了，“甚至第二伪满傀儡之出现，即在最近之将来”。蒋介石担心孙科跑到上海后再到东北，组织亲共亲苏的政府，于是他下令给手下，无论如何要把孙科给“请”回重庆。蒋之命令既出，下属们劝说孙科无效，只能想出个近乎于“劫持”的方法，把孙科弄回了重庆。
15日下午，吴铁城来向蒋介石报告，孙科已回到重庆，但是他“不平、不愿、不服”。
孙科擅离重庆，除了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这一原因外，还因为不满于他的二夫人蓝妮被捕却不允许他交保一事。
蓝妮是云南人，年轻、漂亮、聪明，是上海滩一朵著名的交际花。两人相识于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社交宴会，孙科对蓝妮一见钟情，先是让蓝妮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不久即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与孙科前往重庆。1940年，蓝妮为照顾女儿独返上海。在上海交际圈里，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往，也曾和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过从甚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抗战胜利后，蓝妮被当成汉奸抓了起来，她自己则说是受命潜入敌后，为党国进行特殊工作。心爱的二夫人被捕，孙科要求保释却不被允许，只能亲自前去解救。
孙科既已被带回重庆，蒋介石决定在蓝妮交保一事上有所让步。16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吴铁城，嘱咐他转告孙科，蓝妮可以保释，但不能让她留在上海，以免“丧失公私威信”;如果把她押来重庆交保释放，那么孙科今后“不得再与其同居”。孙科潜行一事，最后就以这样的处理方式而告终。
孙科回到重庆了，山海关也于1945年11月16日被国民党军队攻占，进出东北的门户重新开启。此后，苏联因为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以及美国的压力，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权力。这时，蒋介石才感到松了一口气。对于“孙科潜行，由京折回”一事，蒋介石认为“此乃本党内部转危为安之关键”，“此一大阴谋，竟能无形消弭，若非上帝佑华之恩”，决不能如此容易改变。
孙科所谓“潜行”、“另组政府”的“阴谋”是消除了，蒋介石是安心了，然而，国民党内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政治派别却由此受到打压，蒋介石从此一意孤行，在东北、苏联和中共问题上都采取强硬的对抗立场，最终挑起了内战。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坚持反共、反苏，是极大的错误和反动，这不是其幸，而是其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