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的后人：在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保存着一副金银线绣制的盔甲，外有铆钉，内无甲片。据专家查考有关资料，这种盔甲系皇帝国所赐武官上朝时穿戴的礼服。这副盔甲的主人是清雍正皇帝之心腹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盔甲的出处又与金塔连姓人有关。
年羹尧(1679—1726)，清汉军镶黄旗人，字亮工，号双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任瀚林院庶吉士，在国史馆修撰功臣传，后任检讨;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705—1708)历任四川、广东乡试正考官，侍读学士;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任内阁学士;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任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任定西将军;康熙六十年(1721年)任川陕总督;雍正元年(1723年)任抚远大将军，率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素为雍正心腹。后因功高权重，为雍正所猜忌，于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二十二日被贬为杭州将军，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被下狱治罪，十二月十日赐其自尽，时年47岁。皇帝诏“令年羹尧自裁，其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子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嫡系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皆次弟照例发遣，永不赦免。”
封建时代，刑罚极其残酷，发配极边之地看似一条活路，其实生不如死。年羹尧给儿子们聘请的教书先生叫岳钟举，为人刚正讲义气，极受年羹尧信赖。年羹尧及长子年富被处死后，岳钟举冒着被朝庭通辑杀头的危险，带上年氏钟爱的小儿子年忠和年羹尧的一副盔甲仓惶出逃。他们首先逃到岳的山西老家，此时山西正遭水患，百姓流离失所两人无依无靠。无奈之下，岳钟举想到年的五个老婆中有一个是甘肃武威一带的人，年在们时对其家看顾颇多，且河西地旷人稀，远离京城，易于避难，于是就带着年忠来到了甘肃镇番(今民勤)。逃难途中，为了应付官府的盘查，将“年”姓谎称为“连”，自此年忠就成了“连忠”。岳钟举的连忠在镇番以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乾隆元年(1735年)由镇番懋迁(边做生意边迁移)到金塔落脚。最先来金塔的连姓祖先是连忠(其后人大多居住金塔乡红光村三、四组)。他们在金塔繁衍生息至今已有266年，总产数约30余户，共9代传人。
岳钟举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年羹尧的一个儿子。他在金塔为连忠娶妻盖房，维持生活多年，自己一生没有留下后人。他去世后，连忠将他埋葬在自己的田地边。每逢年头节下，连家子孙都要先给他烧纸，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先有岳家坟，后有连家人”的歌谣也在红光村世代流传下来。岳家坟在二十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时被平整成耕地，这块地的名字现在仍叫“岳家坟地”，由红光四组村民连成富承包耕种。岳钟举和连忠带来的年羹尧盔甲，被连家视为传家宝，代代承袭下来。解放初期，因各种政治运动频繁，连家后代恐保存盔甲招致不测，决定将其交由政府保管。因当时金塔尚无文物管理部门，他们也不愿在当地张扬此事，就把盔甲交给了酒泉县文化馆。
据郭仪先生(原酒泉市文化馆副馆长，已去世)讲，盔甲确实是一个30多岁的金塔男子送来的，用一个木制箱子盛放着，是他亲自接收的，来人不愿透露姓名。确切时间是1955年，地点是钟鼓楼。据高正刚先生(原酒泉市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副局长，现已退休)讲，1955年他刚参加工作，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往钟鼓楼上搬送文物，他亲眼见到了那副装在箱子里的盔甲，因出于新鲜好奇还试穿过。金塔乡红光村连步春保管的家谱证实，他们的祖先连忠确实是从镇番迁到金塔安家落户的。
金塔县县志办干部赵发理(现已退休)讲，过去，“连”就读作“年”，金塔连氏是年羹尧后代这一说法，在他刚写县志时就听说了。当时很多人证明，早在民国初期，连家供桌上就供着年羹尧和岳钟举二人的画像。还有人见到连家有半截剑，半截玉带，据称都是年羹尧用过的旧物。红光村村民连步勤家珍藏的象牙筷子、象牙碗、玉带扣、眼镜盒子等，也是年羹尧留给后人的遗物。红光村四组村民连得元称：他们连家祖坟内有昭穆碑一个，上书“年羹尧”三字。早年归并坟时，他见到的昭穆碑原来是一块用城砖大小的东西做成的，用红布包裹后装在谷草筐里埋入坟内。高永花证实她见过一块昭穆碑。笔者查了连步春保管的连氏家谱，内中也有“昭穆”一词。
现年73岁的红光村三组村民连步芳说，她小时候家里有一个用树皮做成的盒子，盒内放着一顶红缨大帽，大人不在家时她还戴在头上玩耍过，帽子的样式就跟电视剧《雍正王朝》中的官员戴的一样，以后她嫁人，这顶帽子的去向就不清楚了。至于把盔甲送交酒泉的人到底是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金塔乡中学教师连成军(54岁)说：“送交盔甲的人十有八九是连中杰(已去世)，因为解放初期他是大队干部，又当过兵，政治嗅觉灵敏，选择交盔甲而不露姓名的做法是很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