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一战期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尤其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充满了火药味，是“府院政潮”的一支小插曲。看似一个外交问题，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其实是两人争权的表现，两人都想大权独揽。
黎元洪认为，“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而段祺瑞则认为：“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以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就像专制皇帝一样！”——总统既有特权，他这个内阁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成了附庸。因此，谁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争赢了，就表明谁一步步抓得了话语权。
但是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段祺瑞不仅遇到来自黎总统的阻力，还有来自国会的阻力，国会并不认可参战案。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5月8日，国会开会讨论，没能形成统一意见。为了争权获胜，段祺瑞就想出了一个法子——雇佣五毛党，组成“公民团”，假造民意，包围国会，胁迫通过对德宣战案。
当天，北京城突然冒出“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北京政学商界”、“北京市民”等游行队伍，他们手持白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国会附近，人数有两千多，看见议员走过，就把各种各样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塞过去;如果议员拒绝接受，“公民”就把他们拉下车来进行殴打。“公民团”威胁国会，并提出三项意见：一是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是国会如果不通过，就要求解散国会;三是政府如不肯解散国会，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总之，不达要求，他们就对国会和议员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据说，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扛夫和失业游民。因为这事是段祺瑞一手导演的，所以国会外维持秩序的警察与他们相处融洽，并没有驱散他们;相反，国会工友从外购买食物回来，准备给议员食用，却被五毛党团团围住，抢夺一空。
“公民团”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上9点，对德宣战案迟迟未获通过，有一些“公民”开始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恫吓议员接受他们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来国会采访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祺瑞害怕因此引起外交事件，这才命令警察驱散“公民团”。
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北京的《醒华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个读者自称就是当天围攻国会的“公民”之一，叫王合新，他在这封读者来信里暴露了当天的丑剧：“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12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段祺瑞时任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晚)8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两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而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
原来，按照孙中山的允诺，如果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襄赞革命，国会就选他做正式总统。袁世凯耍了个手腕，果真逼退了清帝，他觉得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自在预定之中，袁世凯盼望这一天也盼了很久。
1912年10月6日，国会会议召开，准备选举中华民国正式总统。虽然袁世凯手中拿了最好的牌(黎元洪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袁世凯害怕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从中作梗。当天的宣武门大选会场虽然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但仍然被三四千人的“公民团”团团包围，两者相处融洽。这些“公民团”由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公民团”，不如说他们是公民打手，他们“代表民众”来表达“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
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七百五十九人，需投票三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四小时，少说也要两三天。但议员们被“公民团”死死围住出不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开会。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瘾君子烟瘾发作，哈欠连天，涕泪满面，扯发撕衣，丑态百出，但是“公民团”决不通融，就是不让他们出来。烟鬼们实在熬不住了，他们到处找国民党议员，作揖讲好话，哀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想法，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点回家。
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食用的，“公民团”让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公民团”就不让送进去，“公民”们还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只能在会场忍饥挨饿。
经过两轮投票，袁世凯获票都没有过半，还得继续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天色已暗，这时，一些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也动摇了，袁世凯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出了袁世凯，领了报酬一哄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