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7日，蔡元培、杨铨联合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中央研究院组成“民权保障大同盟”。到5月13日，纳粹狂飙席卷德国，无数科学家文艺家被迫流亡。杨铨代表大同盟，把《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交递给德国上海领事馆。次日，《抗议书》在《申报》公开发表。
几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为“华”的恐吓信，到达近百名大同盟成员的手上。恐吓信嚣张地声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其开列名单的56人。
6月18日清晨，早晨的阳光透过杨铨座车的车窗，洒在他的躯体上。但这个平静的、有生机的早晨，也是一个血色的早晨。四支枪对准了他的汽车。蓝衣社党徒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在租界区执行了它的暗杀。
“杨铨案”震动上海、震动全国。是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6月20日，无数挽联、花圈、电报、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上海万国公墓。鲁迅也出现在灵堂。“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鲁迅先生年谱》1937年版）。
几个月后，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止是鲁迅。7月14日，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作家王造时在美国人所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8期，以《钩命单》为题再次把蓝衣社的行径公布于世界：
“……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单如下……”
该“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上海哗然，全国学界乃至外国“友邦人士”一片哗然。蓝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蓝衣社”三字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刺杀案、“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这个夏天的口诛笔伐，这些片段的记忆，模糊集约为30年代的人们对蓝衣社的简单印象。“蓝衣社”三字像瘟疫一般传播开去。关于“蓝衣社”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从1933年到1938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流传着。
鲁迅、王造时等关注“杨铨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当时都不知道，一气呵成地制造了这些事件的，是蓝衣社的一个“小人物”戴笠。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最无耻的行径，不是恐吓和暗杀，而是针对自己手下的特务的。
作为特务处的“出山第一枪”，“杨铨案”拖泥带水、张皇失措，以致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叫过德诚的那名特务。
枪声响起后，按照计划，四名杀手即黄埔学生赵理君、原中共叛节者王克全、原青帮打手李阿大和那个倒霉的过德诚，应四散逃窜向四周小弄巷。但第一次执行暗杀令的过德诚在枪声响起后，反而向几个法国巡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枪，而后作为活口被捕获。
过德诚被捕后，没有吐露蓝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没有根据戴笠的严令“自杀”。他一直在等待蓝衣社的“营救”。但6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后不足十天，几个巡捕要再次提审他时，发现牢房狼藉一片，满地都是饭碗的碎片、饭粒与几叶青菜。过德诚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中毒身亡”。显然，有人在过德诚的饭食里投毒。与此同时，巡捕房也发现，那个负责送饭的牢头失踪了。
送饭的牢头是潜伏的蓝衣社特务范广珍的“眼线”之一。随着他的失踪，“杨铨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铨、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6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着过德诚的遗属和孩子。这一年，已经权势熏天的戴笠，以复杂心态把重庆白公馆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德诚路”，以纪念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这个特务处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