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时期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个较为轻松的阶段，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同治帝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这样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机，给予了清王朝喘息的时间，同时也给同治皇帝提供了革新的极好环境。同治帝抓住了这一时期，开始推行“同治新政”。成立总理衙门，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如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回国后写出《乘槎笔记》，写下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先进物事。给清朝政府打开了视野，介绍了先进的技术科学。为后来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打下基础。
经济军事上，最为著名的应当要算洋务运动。当时举办新式军用工业，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等，其宗旨是“求强”与“求富”。许多大臣都开始兴建一系列的军功厂，聘请外员来解决技术问题，以期能增强本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同治三年，已开办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等20余个。后来还推广到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此次军工厂的开办，使得中国的军船到中法战争前共制出15艘军舰，最大者为2800吨，小者只有数百吨。
外交上，著名的是与日本的外交事务，以及真正走出去，派遣留洋学生在外学习技术知识。日本以台湾高山族人误杀漂流到台湾的琉球人为借口，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订立《北京专款》，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
教育文化上，设立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去国外学习先进的外国科学知识与技术，回国之后投入到政府的各个机构，为国家做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成为总长者1人，内阁总理1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14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2人;从事实业者30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