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奢侈消费，在宋朝首屈一指的得数宋徽宗。为了让日子过得舒服，宋徽宗特别舍得花钱，甚至专门成立了国家机构，一个叫苏杭造作局，另一个叫苏杭应奉局，造作局归太监童贯管理，应奉局归“六贼”之一朱勔统率，这俩局是徽宗奢侈消费的主要代办机构。苏杭应奉局负责搜罗东南各地奇花异石、名木佳果，就是人所共知的花石纲，凑足一拨便通过大船往京城运输，那场面相当浩大，号称“舳舻相衔于淮、汴”，比春秋齐国大街上摩肩接踵的场面强上好几万倍。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诸位王公大臣都不是省油的灯，起初在家里奢侈一把，还偷偷摸摸，玩些雾里看花的把戏，后来在皇帝的模范效应下，一个个干脆堂而皇之，坦然面对，将本来令人咋舌的奢侈消费变成了顺理成章。拿担任过宰相的王黼来说，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大人家里“堂阁张设，宝玩山石，侔似宫禁”，无论是房屋还是园林，都堪比皇宫内院。宋徽宗听说之后都赶来参观，转了一圈之后连连感叹：“此不快活耶！”
着名的权臣蔡京有一处宅院，“在都城之东，周围数十里。”从面积上看，不啻一座庄园。里面最具特色的是一座高楼，名为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那个年月，家里能有这么一座高层建筑，的确阔得很。当然，这并非蔡京自己所建，而是宋徽宗大笔一挥，御赐的。宋徽宗作为亡国之君恶名远扬，但追求豪宅并非他所在时代的专利，勇于推行改革的神宗在位时，大臣们也热衷盖大房。比如宰相陈升之，家里“极为宏壮，池馆绵亘数百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景致美到大科学家沈括不得不在专着《梦溪笔谈》里予以专门记述。
早在宋仁宗在位的时候，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享用奢侈品的端倪。作为宋朝早期的皇帝，仁宗本人在生活上颇为简朴，吃美食、住豪宅在他这里是行不通的。但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有一次仁宗举办宴会，发现“有新蟹一品”，每枚“直一千”，一只螃蟹价值1000钱，惊得仁宗连连感慨，舍不得下筷子。
不仅舍不得吃，仁宗还见微知着，意识到世风的变化，于是专门下诏，对民间开始出现的豪宅建设潮予以制止，规定“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这件事被《宋史》认认真真地记载了下来。但是，几代之后，社会风气的变化已经由不得朝廷的政策和法令来限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奢侈消费的大潮开始席卷整个王朝。 浪潮之下，除了帝王将相将奢侈消费搞得有声有色，普通百姓之家也纷纷效仿，比如“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于民间矣”。老百姓出门“必衣重锦”，你要穿一身麻布衣服，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当身边的同事亲朋都一股脑地投身到奢侈消费的大潮中，人人视之为家常便饭，唯恐舍不得花钱被人耻笑，奢侈消费留在人们心中的最后一点点羞耻感早已化为齑粉。这时，再回想当年仁宗曾为一只螃蟹发出深深感慨，难免有恍若隔世之感。确实，与眼前的现实比起来，那几只螃蟹就算贵了些，也不过是奢侈消费巨澜中的一朵小之又小的浪花而已，何足道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