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步入婚姻殿堂。“步入……殿堂”之类，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他们二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婚礼虽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与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浪漫而庄严。一个已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
这桩婚事之庄重，也见于二人的婚启：当天，上海《申报》刊登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文中有云：“余二人此次结婚，倘能于旧社会有若何之影响、新社会有若何之贡献，实所大愿。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余必本此志愿，努力不懈，务完成中国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于此二人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男一见倾心，宋女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云云，则又依稀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加恋爱，其“神圣”似不言而喻。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一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视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
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惧内”故事的趋势。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掷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