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中后期，北宋王朝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与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联手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运动，其成败得失一直被世人争论不休，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思考。
宋神宗于1068年继位，此时的宋廷内忧外患交织、积贫积弱并存。在外患方面，民族矛盾相当突出，北宋与西夏和北方辽国的关系都很紧张。西夏李元昊于1032年正式称帝后，不断向宋发起进攻，并接连打败驻守陕西各路的宋军。宋把陕西方面的军队增加到近40万人，又派去名重一时的大臣范仲淹和韩琦坐镇指挥，却依旧无法制止西夏的侵扰。北方的辽也趁火打劫，乘机要挟，于1042年陈兵边境，进行恫吓，要宋交出五代后周世宗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10个县的土地，北宋无计可施，只得用“屈已增币”的办法换取辽放弃对土地的要求。
在内忧方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北宋立国百余年来，农业、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增长，政府长期实行“不抑兼并”的国策，助长了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膨胀。于是，土地兼并日烈，势豪大户等特权阶级横行，贫富悬殊，国家财政恶化，政府公权力威信大大下降，循吏能臣越来越少。但政府的税收却越来越少。有钱人放高利贷，以钱滚钱，小农及小工商者被压得喘不过气。
不仅如此，政府官员的数量也不断膨胀，到11世纪60年代初全国官员总数量已超过2.5万名，官员除薪津及俸禄外，还有四季的服装费、仆人的衣食住行、茶、酒、厨料、炭盐、喂马草料等都由国家负担。官员队伍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真正能办事的寥寥无几，大多只关心如何增加自己和家族的财富，缺乏理想，漠视国家未来发展，投机致富成了官员们的唯一目标。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由于长期实行“重文轻武”、“崇文抑武”国策，在军事指挥体制上实行“以文驭武”，控制乃至取消军人、武将参与最高决策，枢密院长贰和各路领兵将领多由文臣担任，并实行“将从中御”，由皇帝直接指挥遥控前线。在“消极防御”、“守内虚外”“弱干强枝”的指导思想下，北宋政府在防御外敌入侵上，往往单纯依靠在同辽接壤的边境地区开挖塘泺，在同西夏接壤的地区则修筑堡寨和堑壕，以构成一条漫长的防线。在军队部署上，考虑制衡多，实行“更番迭戍”、“内外相制”、“将不专兵”，部队频繁调动，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边防空虚，守备薄弱，予敌以可乘之机。
为了应付内外战争和实行“凶年饥岁”大量招兵的制度，导致兵员数量大增，1038年时达到近125.9万人，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在全社会“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军队建设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部队整体训练水平下降，不仅“时边任多纨绔子弟”，而且步军射箭训练“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马军训练“又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刺中否”。“其左右斫宗、腰射、脑射、一绰筚子放数箭之类，乃军中之戏。”骑兵中有不少是“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因而“每指挥(类似今营，约 300—500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据欧阳修文章所记，宋军使用的武器，“长短大小，多不中度”，且“铁刃不钢”，弓弩“筋胶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根本不考虑实用，主管官员也不认真检查质量，以致“有器械之名，而无器械之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