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王即位时，秦国与义渠的关系一度缓和，义渠王还亲自到咸阳朝贺。正是在这次朝贺后，义渠王惑于宣太后的柔情而乐不思蜀，一直住在咸阳的甘泉宫，更“与宣太后通，生二子”。
在电视剧《芈月传》里，义渠王翟骊霸气登场，率领部族人马上演了一出劫持婚嫁车队、抢夺美人粮食的戏码。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义渠王在历史上还曾与宣太后育有二子，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最后一个戎国
义渠，在史书里又叫“义渠(之)戎”。这里的“戎”当然不是《左传》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里的原意“兵器”，而是引申为先秦华夏人眼里异族的意思了。《礼记·王制》篇载“西方曰戎”，说明“戎”居住在我国西部和西北部，与周人为邻;“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也就是穿兽皮不食米，说明“戎”是些畜牧和游牧部落，义渠也在其内。
庆阳遗址
义渠在历史上出现极早，商王武乙三十年(约公元前1118年)，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就出兵讨伐过义渠，还俘虏了义渠君主;于是直到西周，义渠都臣服在周朝的王权之下。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遂令犬戎攻入镐京。之后平王东迁，关中空虚。“戎逼诸夏”，义渠也跟着其他部落一起向东移动，活动在今天陕西西北部、宁夏大部、甘肃东部一带，其势力中心则在今天甘肃宁县。
20世纪90年代，在宁县西北约25公里处的焦村乡西沟村，发现一座春秋至秦汉时期的古城遗址，东西宽约1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东、北、南三面有城墙，西面依沟畔削崖为塞。部分残存城垣高约1-4米，基宽约6米。上层为后世补筑，城内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堆积文化层厚达1-3米。城外古墓葬已发掘者，被定为西周晚期。从城址所在位置看，与史籍中“义渠在宁州西北”的说法相合，这可能就是义渠国都城的遗址。
春秋时期的秦与义渠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时，当时还只是周王室附庸的秦襄公带兵护卫，显得很恭顺。为了报答秦人的功劳，周平王和他分手时遂封秦襄公为诸侯，还给他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赐之岐以西之地”。为什么说是空头支票呢？因为当时周室起家的“岐丰之地”早就沦为各戎族的乐园，秦人的领有权不过徒有虚名罢了，要化名为实，只有一个字，打。
于是，秦国为了兑现那张诱人的空头支票，与戎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战争并不轻松，以至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死”，但秦人终于经过长期不懈的战争在关中地区站稳了脚跟，诸戎族日渐沦为秦国扩张的牺牲品。
穆公时代(公元前659-621年)是春秋时期秦国国势的最高峰，有种说法把穆公算成是“春秋五霸”之一。但这个霸主的成色实在无法与齐桓晋文相提并论，后者是称霸中原，而秦穆公只能关起门来做做西戎的霸主。“(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作为西戎八国之一的义渠也在此时臣服于秦。
不过，秦只是“霸”西戎而不是灭西戎，之后的秦国仍然要面对戎族的纠缠，在众多戎族中，对秦最有威胁的正是义渠。周贞王八年(前461年)，秦国攻灭大荔戎;与此同时，赵亦灭代戎(北戎)、韩魏也兼并了伊、洛、阴戎，“自是中国无戎寇”。在其他各戎相继为华夏族的武力逐出历史舞台之际，义渠却“筑城数十，自称王”，作为最后一个戎国延续到了战国时期。
杀义渠王是谁的阴谋？
战国早、中期，义渠的势力还相当强盛，竟能继续与强秦周旋近二百年，成为秦国的心腹之患。公元前444年，秦军挟攻灭大荔余威，“伐义渠，虏其王”;但虏其王却并未灭其国，因为史书又记十几年后，“义渠来伐，至渭南”。敢于主动伐秦，而且深入秦国的关中腹地，足见义渠实力颇强。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威势空前隆盛。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 331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军进一步迫使义渠君向秦廷称臣，并置义渠为“县”。按说，这应当意味着对义渠的完全控制。但奇怪的是，此举并未触动义渠国的统治体制，义渠国君虽然称了“臣”，但权位仍在。
《战国策》记载，义渠君曾出访临近的魏国，提倡合纵抗秦的名臣公孙衍(张仪的对头)与之交谈说：“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中国为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意谓秦对义渠的态度，取决于列国形势的变化：当中原各国威胁秦国时，秦国将讨好义渠;反之，秦国将攻掠义渠。
果如公孙衍所言，公元前318年，齐、宋、韩、魏、赵五国伐秦，秦王担心后院起火两面受敌，接受臣下“赂之以扰其心”的建议，“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但义渠并不买账，还是趁五国伐秦之机，“因起袭秦”。这次五国伐秦以败北收场，反倒是义渠趁虚而入，“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此后双方攻战不休，李帛之役后4年，秦军征伐义渠，攻占了义渠的25座城池;秦武王元年又攻打义渠，但均未能灭亡其国。
到了秦昭王即位时(公元前306年)，秦国与义渠的关系一度缓和，义渠王还亲自到咸阳朝贺。正是在这次朝贺后，义渠王惑于宣太后的柔情而乐不思蜀，一直住在咸阳的甘泉宫，更“与宣太后通，生二子”。在宣太后掌权近四十年内，秦国与义渠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公元前271年，“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史上最后一个戎国义渠就此灭亡，秦国在其故地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郡。
但史籍上“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这句写的清清楚楚的话并不是没有疑点的。当年秦武王暴死后，宣太后的儿子秦昭王作为在燕国的人质而能回国继承王位，全赖宣太后在宫斗中获胜，“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权力斗争就是如此你死我活。
宣太后既以女主掌权，一是有朝内之臂膀，即外戚穰侯、华阳君等人的辅助。范雎说：“穰侯专秦权，恶纳诸侯客”，甚至“闻秦之有太后、穰侯、……不闻其有王也”。于朝外，则应有义渠王的支援。故秦武王时还曾讨伐义渠，到昭王初立，义渠王即朝秦，并与宣太后通，且在宣太后掌权近四十年内双方相安无事，充分说明其与义渠的暧昧关系，作为宣太后牵制昭王的后盾，奈何轻易放弃，残暮之年杀之？这根本不合常理。
与其说是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倒不如说是秦昭王所杀更为合理。昭王见到范雎时就说过：“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灭义渠，昭王即亲政，而且立即“废太后，逐穰侯”，独掌权柄。足见义渠对于宣太后一派的支柱作用，这恐怕才是昭王必要杀之灭之的原因。
秦并六国免去后顾之忧
秦国在吞并义渠之后将西北边界推至了今天的内蒙古、甘肃一线，直接与胡(匈奴)相对。秦灭义渠之后，基本上征服了西方的戎族，解除了后顾之忧;秦昭王在此筑长城备边，闭合疆域而成“四塞之国”：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
战国前期的义渠，已经“筑城数十”，其民众肯定早已开始过着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定居生活，经济已发展到较高阶段。从义渠境域内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遗存器物种类包括陶器、青铜器、银器和铁器，精致的工艺水平反映其手工业相当发达。据《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载，义渠所在陕西一带，有符禺之山、英山、竹山、泰(秦)冒之山、龙首之山、岐山等六处产铁之山。地有铁矿，又懂得金属(青铜)冶炼，加上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义渠是可能有冶铁业的。
同时，义渠是半农半牧民族，考古发掘随葬品中马具数量众多，其养马用马程度可想而知。《秦律》对养马有众多规定，如“蓦马(上等马)五尺八寸以上。……先赋蓦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足见秦国对战马的重视。况且车骑是战国时期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准之一，“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马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
义渠故地三郡及秦长城
义渠既为秦灭，其民自然为秦所用，这里的居民风俗劲勇，民皆习战，“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自是优秀的兵源。宣太后也好、秦昭王也好，无论是谁主导诛杀了义渠王，秦国据有了这里的土地和人民，自然大大增强了经济与军事实力。
关中山河形势图
更重要的是，关中四塞，可谓险固，范雎游说秦昭王时就称赞曰“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日后汉朝的张良也认为，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在古代，有用“百二秦关”来形容关中险要的说法，意思是以百万之众攻关中，二万人足以拒之。以两万之师挡百万之众，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势之险。关中对中原，在地势上呈高屋建瓴之势，四面以山河为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因此，及至攻灭义渠之后，秦国方能尽力东向，进而伐灭六国，一统天下。(文/郭晔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