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将主力投入华北战场，企图发挥其优势装备的威力，突破我防线，横渡黄河，占领武汉，从而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这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副主任姚琮向蒋介石建议：在华中开辟对日作战战场，首先要利用上海大城市钢筋水泥的建筑群与日军进行巷战，牵制住敌人。然后，将日军引向江淮的水网地带，使其现代化武器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率，从而达到消灭日军的目的。蒋介石一直对这个足智多谋的小舅子(蒋的侧室姚怡诚之兄)相当信任。于是，蒋介石立即在首都南京召开会议，讨论开辟新战场的可行性。
出席会议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向消极抗日的汪精卫也被蒋介石拉来参加会议。坐在汪精卫旁边的是他的主任秘书黄睿，50多岁，气质文雅而高贵。经过一番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开辟新战场，先发制人。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保证：他的所属王牌师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已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但是，他也担心日军舰队的支持，如果在日军水陆夹击下，胜负难料。他希望先对长江里的日军舰队进行严密的封锁。空军指挥官周至柔打起了包票：他请委员长放心，空军第五大队已准备就绪，第二十四、二十五中队现在扬州机场;二十八中队调往句容，第一大队在河南周家口机场，随时奉命出发。
万事俱备，只等奉命一击。不料第二天一早，紧急电报纷纷向蒋介石飞来：长江里的所有日舰匆匆驶向黄浦江。它们在国民党部队尚未来得及实施封锁之前，就已逃脱了危险地带。显然，是有人泄密了。紧急应召而来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蒋介石保证：无论如何也要挖出泄密者。当他向蒋介石要来参加会议的名单时，一看却感难办了。这些人都是些权贵要人，没有一个好惹的。
就在戴笠不知所措之际，又一桩泄密案使他眼前豁然开朗……
8月13日，空前激烈的淞沪会战开始了。蒋介石几乎把手中能调动的嫡系部队全部投入;日本也组成了以松井石根为司令的上海派遣军从国内火速赶往上海，参加会战。
蒋介石为了给他的嫡系部队打气，决定亲自到上海的前沿阵地去视察。姚琮得知此情况后，劝诫蒋介石：现日军凭藉空中优势掌握了制空权，恐行车不安全。但蒋介石心意已决，不肯更改。身旁的白崇禧建议道：委员长可以乘英国的车子去上海。当时，日本还不敢公开得罪英国，因此日军不会对英车开火。蒋介石未置可否地点了点头。随后，白崇禧吩咐站在一旁的黄睿去与英国大使联系，以便安排。
京沪国道上，一辆满身都是英国标志的黑色轿车在阳光下急驶。这时，一架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弹雨从天泻在黑色轿车上。片刻，轿车以及轿车里面的人通体伤痕。
当英国大使车遭袭击一事传到蒋介石的耳里时，他叫来了戴笠。挨过两次痛骂的戴笠这时也顾不得什么了，他找到白崇禧，欲问个究竟。两次都有白在场，尤其是换车一事，更是他的主意。当戴笠找到白时，白语无伦次，额头直冒冷汗。望着诚惶诚恐的白崇禧，特工经验丰富的戴笠心中已完全释疑了，这决不是白所为。于是，戴笠耐心地寻问当时的详情。当白把当时在场人士的名单一一报出时，范围缩小了。两次泄密案显然皆一人所为，除白外，就只有姚琮、黄睿了。当然，蒋介石一向信任的姚琮不可能去害蒋介石，只剩下黄睿了。一张大网悄悄的撒了下来……
据军统埋下的“暗桩”报告，南京汤山招待所服务员廖雅权与黄睿之子黄晟来往密切，两次事发前，都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戴笠凭着职业的敏感，觉得此事可疑。于是，他亲自赶到汤山。当他看见廖雅权时，心中的疑团更多了。这是一个绝色女子，且文化程度又相高，怎会屈就当一个区区服务员呢？通过艰苦的明查暗访，破绽终于露出来了。
这个廖雅权，原是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日本间谍的女儿，真名叫南造云子，曾在日本受过间谍学校的专门训练，于1926年17岁时以失学青年的身份出现在南京，是黄睿做的介绍人和担保人，才使她得以进入汤山招待所的。一切调查妥当后，廖雅权锒铛入狱。严刑拷打之下，南造云子交待了罪行，并坦白了黄睿将情报由其子黄晟转送给她的全部过程。
至此，抗战期间的最大泄密案终于真相大白，蒋介石亲自下令将黄睿父子处决。然而，日本间谍南造云子却从监狱里逃跑出去，继续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直至1942年在上海被人击毙，结束其罪恶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