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推倒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民国时代。让位于袁世凯的孙中山，本想专心致志于实业建设，岂料中国旋即陷入武人乱政、旧官僚横行霸道之局面。民国建立十年有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人常有“民初不如晚清”之慨叹。这就要求国人必须面对和思考辛亥革命成败的问题。作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首负其责，对革命建国受挫的原因进行了反省。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毒害
在孙中山看来，经过他长期的努力，已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再加上“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以为，“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不料，“党人即起异议”，说他“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此议“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这就是“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的表面原因。其后果则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至于深层原因，孙中山认为领导个人与革命同志均有责任。但从他的分析来看，革命同志的责任尤大。为何如此？“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究竟是什么“思想错误”导致革命同志懈志殆气？“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该错误思想源远流长、影响至深，“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以致“建设计画，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说，冀图以此破国民“心理之大敌”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从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真正信仰其说，从而“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其自信、乐观溢于言表。
孙中山为了使国民尤其是革命同志信服他所主张的“行易知难”说，分别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予以佐证，这样就可从根本上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如此不厌其烦的论证能否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可以存而不论，然而他的动机是值得钦佩的：“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至于说“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以及自信“能知必能行”，委实值得商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舆论之影响
孙中山为北伐战争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在梧州面对国民党员时，他提出了如下问题：“当初革命目的本欲将国家政治改良，现在民国已经成立十年，试问十年来革命事业曾做了几件？”他的看法是：“实则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亦未达到。”到底是何缘故造成的？孙中山认为是“因中国人思想幼稚，见革命初次成功之时，轰轰烈烈，咸以为革命宗旨甚易达到。”把革命任务之达成视为轻而易举的事。实则“早有一班满清官僚及武人投诚入党，入党之后将活动于政治的少数革命党尽数倾陷”。更有甚者，“那班官僚又乘势造成一种假舆论，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当时的党员咸误信之，不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实系官僚所假造的”。这种舆论使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党名义取消，中华民国即为官僚武人所摧残。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及后卒至酿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宣统复辟、武人专政种种恶现象”。
从孙中山的分析来看，要对付反革命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要建造新国家就必须有具有革命精神的党和军队。而要使国民党和革命军奋斗的目标一致，党自己必须牢牢地掌握军队，也就是他说的：“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还以俄国为例：“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正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党并未完全驾驭军队，民国建造这一问题还有待继续解决，所以以前主张“以党治国”在当时“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要完成建国这个任务，他认为必须着手进行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换言之，在“以党治国”之前，必须致力于“以党建国”之重任。
各自为战，疏于组织和纪律
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中，孙中山分析了辛亥革命后革命受挫之最大的原因。他认为革命没有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什么通盘计画去建设国家，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驱使，不管成败，各凭各的力量去为国奋斗，推翻满清。这种奋斗，所谓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实事求是地说，辛亥革命之前已经有“通盘计画”，这就是1908年改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他的这种看法，只能说明革命的“计画”没有很好地宣传或者说不为诸多同志接受。这种各自为战的奋斗，一方面是由于武昌首义成功之太过突然，另一方面确实如孙中山说的是“没有集合，没有纪律”。
革命党没有集合，没有纪律，其后果就是全党的团结力非常涣散，反映的问题正是孙中山说的“党中缺乏组织”。为何革命党缺乏组织？他认为是“由于当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自由平等之见深入脑中，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其缺点即在于此”。革命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性差，正是由于“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故也”。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蕲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
偏于军队奋斗，疏于主义宣传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动员演说中，回顾并分析党的奋斗史：“吾党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多肯奋斗，及成功后则遽行停止，转而全靠军队来奋斗。”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看，“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成功”。所谓“党人奋斗”，是指“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再看中国，“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在这里，孙中山详细分析“军队奋斗”的特点以及将其改造的问题。所谓“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所以希望“靠今日之军队单独以达革命之成功，则希望甚微”。
孙中山之所以认为单靠军队奋斗不能使革命完全成功，是因为他明确认识到：“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两者的效力是不一样的：“枪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杀人，故大军一到，敌人即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与之相反，其效力为生人。”既如此，革命为何要用军队呢？他如是解释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军队奋斗是出而杀人，党员奋斗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须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由此可见，党员奋斗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党员奋斗的效力之所以异于军队奋斗，关键在于“吾党员奋斗之武器，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也”。党员要掌握此武器，“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也就是说，党员自己必须理解并信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然后以此为宣传之内容，使之晓喻军队，晓喻多数人。正如孙中山指出的那样：“苟我党员能尽其聪明能力，说之使明，则当无不受其感化者。大众能想出良法，使多数人明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可不待军力革命而亦告成功。”就目前来看，宣传主义就成为第一要务，“为此之故，我党须每日均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成熟，然后能战胜一切”。
对于“宣传”的巨大功效，孙中山是信服无疑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宣传的内容对宣传的效果也会起到制约作用。孙中山一直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其最重要的内容。为了保证该内容的权威性，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不能怀疑，“须知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党中主义，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不能稍有一点怀疑”;二是必须依从他的解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为吾之所倡始所发明，其解释须一依我之解释，然后方不至误解误讲”。
农民未被动员组织
早年的孙中山，虽然认识到，“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但是，权贵们根本无暇理会他的“为生民请命”之义举，晚清中国面临的情势正如孙中山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心之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改变中国乃至自身命运的革命风潮随之而起。他又岂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良苦用心只好束之高阁。
孙中山再次注意农民问题，应是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由他批准施行的《农民协会章程》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农民协会为本三民主义解放劳动阶级之志意，合全国受压迫之贫苦农民而组织之。其目的在谋农民之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在广州与苏联顾问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他说：“对于中国革命，我向来认为，中国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应当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首先是依靠农民。”所谓的“向来认为”未必可信，不过他确实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也很早就关注到中国的农民问题。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迄今我和国民党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这是国民运动中的一大疏忽”。其“主要原因在于本党党员的成分”。具体而言，“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党的多数党员是学生、城市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些商人。所以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并在那里扎根”。
不管农民是否愿意加入到国民革命的阵营中来，但是孙中山确实意识到这是一股必须动员起来作为革命的基础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从对革命成功的莫大渴望来看，他是急切地希望农民在最快的时间内觉悟并被组织起来。基于革命根据地广东实际上掌握在陈炯明手中，孙中山不得不应付与之的关系，这种渴望随时都会变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