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时期，不仅有战士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还有那么一群身份特殊的士兵，他们牺牲自己的生活，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情报。与抗战杀敌相比，他们也许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他们就是间谍。然而在众多的间谍中，有这样一群女人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她们鲜为人知，但是时间不可就这样遗忘她们。
一、沈安娜：共产党的人工窃听器
1915年，沈安娜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书香门第。1932年毕业于江苏省泰兴中学。1932年入读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结识了在中共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华明之。1934年，由于没钱缴纳学费，沈安娜选择了收费低且学期短的中文速记学校。1934年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要招—名速记员。中央特科领导王学文希望沈安娜能承担这个工作。经过考试，1935年1月，沈安娜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
不久，沈安娜接到了组织上的暗语密信，希望她“回上海一趟”。她偷偷地把省政府的一些会议文件、记录夹杂在衣物中装进小提箱，带回了上海。王学文派华明之到杭州取情报。华明之和沈安娜有时在茶室里会面，有时装扮成情侣在西湖碰头。1935年秋，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和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
进入1938年后，在更加动荡的时局下，沈安娜受周恩来的委托到国民党部当间谍，收集情报。由于出色的表现，沈安娜很快受到了朱家骅的器重，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沈安娜获得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由丈夫华明之送出，直抵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手中。来自国民党高层的许多绝密情报，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了然于胸，避免了工作的被动，进行了针对性的斗争。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在这次大会上，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作速记。收集到重要情报，为共产党的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情报，从未暴露。1949年4月，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了。他们悄然离开南京，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长达14年的地下谍报生涯宣告结束。
二、黄慕兰：各种传奇女间谍的原型
1907年，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之家，12岁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是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国共分裂之后，宛、黄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用米汤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
1928年，儿子出生才三天，丈夫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赴命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日久生情，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黄慕兰后来才听到传达的消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上海闸北被捕，幸好他当时用的是化名，身份没有暴露。4月21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大叛徒提供的“情报”，足以毁灭上海所有的党支部。十万火急，关向应危在旦夕。周恩来找到黄慕兰，希望她出手相助。黄慕兰不负重望，通过其密友陈志皋（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父亲陈其寿走上层关系，救出了关向应。也巧，1931年仿佛注定黄慕兰要大显身手。
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即将调往江西中央苏区前夕，于上海法租界被捕，他随即“交代”了情况，致使与其同住的周恩来深陷险境。黄慕兰在与丈夫一起喝咖啡时无意中打探到了“某共产党大头子”被捕的消息，在与潘汉年一起分析情况后，确定被捕的人就是向忠发，她立即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帮助周恩来逃脱陷阱。
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63年，宣判她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同年被宛希俨的长子接出监狱。67年，黄再次被押入秦城监狱，75年释放，黄表示要继续上诉，一直没有结果，连在地下工作时指导过她的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无能为力，不能过问。直到1980年，得蒙邓颖超召见，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三、余家英：与戴笠面对面斗智斗勇
余家英还有一个名字叫张露萍，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八，张露萍出生在四川省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泽安，是一个私塾老师。张露萍上小学时，二姐病故，大姐余家彦被军阀、四川暂编师师长余安民强娶为妾。这些不幸的遭遇，激起了张露萍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和愤懑。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的张露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们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聚会，交流情报。张露萍还负责与中共南方局的联络，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发展了党的组织，支部成员达到7人。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他们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中国共产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张露萍等先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无所获。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7人押上刑车。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四、陈修良：女将风范搞策反
陈修良1907年出生于宁波，“五卅”运动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并由向警予同志介绍转为正式党员。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4月，陈修良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1947年初，陈修良领导发动了著名的“5·2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誉的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她领导的市委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起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
解放后，陈修良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妇委书记。1950年8月，陈修良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2月调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
1957年陈修良被打成“极右派”，遭遇坎坷；1977年陈修良摘去“右派”帽子后，曾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1979年获彻底平反，后调往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常委。1983年1月，她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后又被聘为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等。
1988年，陈修良离休后以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她抱病写下一百多万字的关于党史的重要文章。1998年陈修良病重住院，10月6日，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黄菊、曾庆红、徐匡迪等领导人专程来到华东医院陈修良的病榻前，向她致以亲切问候。1998年11月6日，这位传奇女性不幸病逝，享年91岁。
五、宋维静：“叛逆之女”
宋维静是广东省高明县人，生于1910年10月，1927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5月至1929年9月任两广区委、广州市委交通、组织干事，广州临时市委书记，广东省妇委书记，其间参加了广州起义，年仅17岁；1929年9月至1930年3月任广东省委候补委员；1930年3月至1931年5月被广东省委派往东江苏区工作。
1931年5月至1934年4月在上海妇委、救国会外语学校工作；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
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宋维静曾两次坐敌人的牢。1930年4月，为送一笔党费被敌人投入监狱一年多。1933年5月1日，在一次宣传抗日的集会中，宋维静再次被捕。出狱后她首先做的事是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宋维静还曾两次坐自己人的牢。
1942至1943年，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她被错误关押；“文革”期间，担任河南省农委副主任的宋维静被诬蔑为“特务”，又遭关押。但不公正的待遇，丝毫也未改变她对党的忠诚。
六、英茵：鲜为人知的女谍
英茵，1916年3月28日出生于北京。英茵是英敛之之女，英骥良的妹妹，英若诚、英若识、英若聪的姑姑，英达、英壮、英宁的姑奶奶。
英茵毕业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她就奔赴上海，先后在明月歌舞团、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歌舞训练班学习并开始舞台演出。
1936年，英茵进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影片《生死同心》、《清明时节》、《压岁钱》、《十字街头》、《社会之花》中饰演重要角色，并主演了影片《梦里乾坤》。
抗日战争爆发后，迫使英茵不得不暂时中止在银幕上进一步施展才华。1941年4月，英茵的男朋友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多方营救不得。平祖仁终于在1942年1月8日被日寇枪杀。
1942年1月19日，英茵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间吞服大量药物自杀。她一个人反锁房门，将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又掺和大量安眠药，一口气喝光，不治身亡，时年25岁。
当时，英茵谍报人员的身份已为日伪发现。至少有7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5件是她乔装舞女或妓女，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由谍报人员予以处决。资料表明，有9名日寇及汉奸以上述方式被暗杀。
于是，英茵不断受到日本宪兵的盘查传讯。为了像平祖仁一样“使工作秘密永不泄露”，她以死相抗，可谓“殉国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