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县霓加头岭人。他12岁考入湖北省南路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因为成绩优异，被当时主持学政的梁鼎芬赏识。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并于三年后毕业。毕业那年，即1911年夏天，他考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学系，立志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以报效国家。但是当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极具爱国热情的王世杰毅然退学，星夜兼程赶赴武昌，加入到革命的浪潮中去。当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王世杰与石蘅青被派往湖北，负责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并被任命为此次活动的组长。
1912年，21岁的王世杰因无法认同鄂省政要与袁世凯的相互勾结行为，脱离了政府。他约了数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武汉创办出版了经济杂志，并在暗地里策划二次革命。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心灰意冷的王世杰于1913年秋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四年后，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又于1917年考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公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世杰联络留欧同学，以旅欧中国学生首推代表身份，与留欧学生和华工一同围守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的寓所，力陈利害，阻止签约，使陆徵祥无法出席会议签字。1920年，王世杰又任中国旅欧学生代表，先后赴比利时、意大利，出席国际联盟同志会。同年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
回国后的王世杰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王世杰回国到该校任教授，因工作突出，第二年被任命为法律学系系主任，与胡适之等从欧美回国的人对北京大学的校务制度进行了改革。作为一名教授，王世杰所教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等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1922年，王世杰与石瑛等人一道发起组织《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以王世杰为首，以北大的陶希圣、周鲠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40多位名教授为骨干，几乎囊括了当代著名学者，因他们大都住在吉祥胡同，故被称为“吉祥派”。王世杰为《现代评论》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的口号，其所撰文章明快犀利，鼓吹民主科学思想，针砭时弊，为倡导新政等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当时的名学人，如周建人、林语堂、吴稚晖、胡适、郁达夫、沈从文、李大钊、陈独秀等都热心为该刊撰稿。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权，王世杰被任命为首任立法委员，同时担任法制局局长，兼任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任期中，南京政府颁布的众多“法规”，大都是王主持制订的。如当时谓之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物权法、债权法、亲属继承法等均是王世杰邀集专家学者，草拟、修订的。12月19日，湖北省政府改组，王世杰担任政务委员。
1929年2月，南京政府急需人才，决定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一所全国性的综合性大学，任命王世杰为首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929年5月21日，王世杰来到武汉，就任武大校长。他“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在谈到办学思路时，他讲：“……只有经费独立，学校才能自主办好，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干扰……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自由。”在王世杰任校长的四年里，武汉大学发展很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声誉也大大提高。1930年代初，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在北平问胡适博士：“中国究竟进步没有？”胡适回答：“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1932—1933年，蒋介石住进武大，经常约请王世杰为其讲学。王世杰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深为蒋介石所赏识。蒋拟请其出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婉言谢绝道：“我已下定决心，创建武大，立志办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蒋说：“你既立志办教育，那我就请你办全国的教育，当个教育部长，这不比只办一个武汉大学，更能发挥你的特长，多作贡献吗？”话已至此，王世杰便无法推辞了。1933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任命王世杰为教育部部长，此后，王世杰便步入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从1933年4月到1938年1月王世杰任教育部长的五年内，他在如下几个方面采取了措施。（1）他确定了各国立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2）严格订立了考核的标准，对于不达标的学校进行整改，并颇得成效。当时停办了上海二十几所不达标的学校；（3）加强推行了国语的标点符号，促进了国语的统一运动；（4）提倡了科学、医药、艺术及体育等专门教育，使国内的学校多学科的发展；（5）为了保护学校的资源，早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密令稳中有降，有各大学作内迁的准备，并帮助各学校内迁，减轻了各校的损失，使得学校内迁后能迅速地复课；（6）督导故宫博物院将珍贵文物内迁，使得文物得以保全无损。
1938年秋，武汉沦陷前夕，当国民党党政要员们纷纷撤往重庆、武大也已西迁四川乐山之际，王世杰却独自一人登上了珞珈山。他伫立在珞珈山头，俯视着山下这片他曾为之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巍巍校舍，想到它们即将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忍离去……1949年王世杰还想在台湾重新建立一所“国立武汉大学”，但是因为国民党当局禁止以大陆地名为台湾大学的名称，只有作罢。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于1938年设立军事参事室，任命王为参事室主任。这是一个实权极大的官职，有关国共关系、军事、外交、财政、工业、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一般都要让参事室——高级智囊团出谋划策，为蒋介石最后裁决提供重要参考。而且在蒋介石每星期举行的讨论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外关系的会议上，王世杰经常就外交部所处理的问题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根据顾维钧的回忆，王世杰最低调，是一位很谨慎也很认真的人，虽然当时他的外交经验非常不足，但是他能深切地理解蒋介石对所有外交政策的看法，每当出现争论时，他都能提出建议，而且总是能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因此颇受蒋介石的赏识。
王世杰在外交方面一直坚持联络英国和美国，决心将抗日战争打到底，甚至觉得没有任何和谈的必要。1938年，为了联合抗日，组织了国民参政会议。王世杰初为秘书长，后因改议长制为七人主席团制，又被选为七主席之一，以协调全国各党派的关系，达到团结全国抗日的效果。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王世杰除始终负责参政会和参事室两重任务外，曾先后两度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共四年，在此期间也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书记长达七年，兼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一年。
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最后阶段，蒋介石为赢得全面内战的时间，委派王世杰和张治中赴西安和中共和谈。历时四个多月，一连五次与中共代表进行和谈，均无满意结果。诡计多端的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赢得内战时间，一连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内和平问题。1945年8月，为了戳穿蒋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系天下之安危，以弥天大勇，来到重庆，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的签字，王世杰为国民党方签字成员之一。
根据《双十协定》，在一周后，中共把浙江、苏南、皖南等八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撤到长江以北，但蒋介石并不执行《双十协定》，在签字的第三天，又下达所谓“剿匪”密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还是爆发，王世杰吁天长叹，却无力回天。
王世杰1945年7月接替宋子文任外交部部长，1948年11月辞职。在三年多的外交部长生涯中，王世杰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包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内的各种条约、公约、协定、换文等60多件。
1948年12月，国民党的军事形势一片天昏地暗，凶信接踵而至，败局已定。虽然硝烟未熄，江山唾手可得的共产党宣布了头等战犯的名单，共计43人，王世杰名列第21位。
蒋介石宣布下野，王世杰也辞去政务委员及外交部长之职。次年，他随同蒋介石逃到台湾，永远离开了家乡故土。1949年3月，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许孝炎、俞大维等人，为了在坚持民主自由的前提下为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提供学术支持和舆论支持，酝酿发起自由中国大同盟，并创办《自由中国》杂志。
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开始策划复职，将王世杰再一次卷入政治漩涡。虽然王世杰多次拒绝蒋介石的委任，但还是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并与“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陈诚，尽力辅弼蒋介石。在外交上不断地和美国接触，以期获得美国对台湾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他们在台湾岛内主持土地改革，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以期自强，以改变当时台湾的窘况。在陈王两人的努力下，这两项活动均取得丰硕的成果，为台湾岛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11月，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赖债一案浮出水面。国民党有一笔180万美元的款子，被冻结在美国威尔斯法高银行。民航队运用各种关系，将这笔钱解冻后，偷偷用掉了。此事追究下来，“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脱不了干系，因民航队法律顾问端木恺是中间人，蒋介石在询问王与端木的关系时，王一时急了，顶撞道：“我与端木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在总理遗像前发誓，我与端木有什么关系？”
蒋也火了，立批“着即免职”。张群与王世杰关系非同一般，听到这个信息后，立即与黄少谷一起，请见蒋介石，预备说项，谁知蒋介石根本不接见他们。他们再托代秘书长许静芝向蒋求情，意欲在公开发布的命令上，将免职改为辞职，也未获允准。但后来，张群将王世杰懊悔之意，请张其昀向蒋作了转达，蒋一高兴，即要张其昀去探望王世杰，不久又命人致送5000元给王世杰，以为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