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到了1948年，他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在回答宁波同乡、立法委员毛翼虎时，用缓慢低沉的语气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势是形势、力是力量。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
毛认为陈布雷已看到总的“趋势”。在他身后仅仅几个月，南京城头就插上了红旗。一个一心想向往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作嫁衣的幕僚，最终为一个王朝殉命，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他的同学、朋友邵飘萍遭到枪杀等事件一起成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的主旋律，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临死前不久，陈布雷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陈布雷在杭州度过了年轻的求学时代，曾在杭州做过浙江教育厅长，杭州的山水是他所熟悉的，他曾产生过退隐西湖的念头。他晚年对妻子表示：“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结果，一生清廉的陈布雷动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块地。也许不曾想到，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他永远的归宿之地。
1948年11月12日夜，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他的遗孀王允默当面向宋美龄等谢绝国葬和公葬：“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
据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日记，当年11月19日下午2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由洪兰友率领，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
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送葬的行列中有蒋经国，穿着蓝布长衫，默默步行。陈布雷生前实际上已觉察到了“势力”的消长和变化，他的“势力”论可谓一语中的，除了选择自杀，他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死对他也许是一种解放。几个月后，1949年4月23日南京易帜，5月3日拂晓，解放军先头部队经九溪十八涧附近进入杭州，山河变色，这一切，与长眠在杭州萝卜山下的陈布雷已没有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