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九言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影响，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有个“通病”，那就是热心政治。即便“在野”，对政治的热情亦丝毫不减。
如何看待在野文人的“政治言论”？
在不开明的皇帝看来，那是“妖言惑众”，而在开明的皇帝看来，那不就是“发牢骚”。
文人为什么喜欢发牢骚？发牢骚的文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众所周知，宋朝是处理“朝廷与文人”关系最好年代，除了“重文轻武”的“既定国策”，这还与赵氏皇帝“懂文人心”相关。尤其宋仁宗赵祯，对付牢骚文人很有心得。他知道文人为何牢骚，也知道如何“不动刀枪”摆平牢骚文人。
下面这个历史故事很是有名：
宋仁宗年间，四川有个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为泄胸中郁闷，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绑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律条，即使不按“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妖言惑众”治罪，不料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不但没治他的罪，反而授其为“司户参军”。
这个老秀才的故事后来没了下文，我想他多半是由“牢骚满腹”的“酸文人”变成“殚精竭虑”的“忠臣”了。皇帝赏他的“司户参军”是个多大官？是州官下面分管户籍的，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一个小小“处长”，就让老秀才闭上了嘴。
一个徒有文化却没钱没刀枪的弱势群体，发发牢骚能翻什么天？宋仁宗眼光锐利，让牢骚文人“皆入吾彀中”，为自己所用，发挥“正能量”，不能不称之为高明之举。在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官本位国家，文人的政治觉悟并没有“天下为公”那么高，但就实现个人价值而言，“达则兼济天下”也是大多数传统文人心态。关心政治，对朝政发发牢骚，终究是为“入仕”者居多。只有当不成官时，牢骚才会越来越盛。所谓发牢骚其实就是“变相上书”，是科举不第者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宋仁宗这样处理“牢骚文人”之所以留下了佳话，主要是因为历代皇帝大都不这么干。他们对“牢骚文人”一般多采取“文字狱”震慑手段。我想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来官位没有那么多，谁发牢骚赏谁官“赏不起”，充其量只能解决个案;二来“文字狱”面广影响大，可起到杀鸡儆猴、“掌嘴天下文人”奇效，且一劳永逸，“一次性解决问题”。
在盛赞宋仁宗之功时，如果我们跳出历史局限，应该看到“赏官”与“掌嘴”哪种政策对付“牢骚文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的目的殊途同归——利于皇家统治。即便宋朝立下不杀文人的“誓碑”，主要也是出于“便于统治”考虑，文人的蜜月时代并不是由于文人强大后所创造出来的，而完全出于皇帝的喜好。才子的小命还是不在自己手中，可杀不可杀，仍然全在皇帝的一句话！
因而，宋仁宗的故事与其说是启示统治者的，不如说给中国传统文人的启示善莫大焉：对只有依附地主才能生存的群体而言，初衷只在“老爷您的衣服坏了”，关心国是的手段也只有“发牢骚”，那么，“老爷们”批下来的“官位”与“耳光”殊难把握，抑或劈头盖脸一同下来——“胡萝卜加大棒”，向来都谕示着一个特殊弱势群体被“老爷”玩于股掌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