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世说新语》，发现作者经常借时人之口调侃司马相如。比如，在《任诞》里有这样的叙述：王孝伯（王恭）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孝标注云：“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类似的叙述大概出现了三次。仔细分析，确然事出有因：魏晋那一帮林下诸贤，虽然和司马相如一样，都相当能闹腾，但在骨子里或许是真的瞧不起司马相如。
将两汉的文人墨客都从棺材里揪出来晒晒，也就司马相如一人，可以和魏晋的古惑仔们有得一拼。于是，司马相如可能非常不幸地成了魏晋名士们的“出气筒”。司马相如玩过著名的私奔，这在儒家子弟的眼里，属于“恣情任性”和“倜傥放荡”的不检点行为。而在魏晋名士们的眼里，此举纯属小儿科。阮籍的做法是，居丧期间勾引邻家美貌少妇，且是有夫之妇，简直惊世骇俗，分明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还一下子成了时尚达人（《晋书》评曰：达而无检）。此类事例甚多，人所熟知，不待详引。
司马相如不但嗜酒如命，还自己酿过酒，当过酒馆的店小二，这叫什么？叫“嗜酒荒放”。可是，魏晋名士们对此依然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司马相如嗜酒，只是寻常的“杯中之好”罢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贪杯，他心中没有须酒浇释的“垒块”。这种情绪在后人的诸多注释中多有出现，比如鲁迅先生就曾揭示过。而竹林七贤的嗜酒，其背后有着政治高压下的穷途末路之心态，醉酒，是他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司马相如有过在宫殿里脱裤子撒尿的“劣迹”，还被廷尉抓了现行，告以大不敬之罪，算起来也是潇洒裸一回了。可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澄就是不买账，他以实际行动予以反击：当着一帮子文武百官的面，全裸爬树抓喜鹊（解衵脱衣上树、裸形扪鹊），还跟市井卖帽子的老婆婆调笑，甚至直呼父亲的字。
司马相如的“劣迹”，饱读诗书的王澄不可能不知道。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前者是偷偷摸摸，后者是光明正大，前者是“宵小之行”，后者是公然结交宵小，前者是袒露身体，后者不光袒露，还对父亲构成大不敬。变本加厉至极，近乎不耻了。难怪当时的“士庶莫不倾慕之”。司马相如再怎么闹腾，汉武帝始终也没严办他。以刘彻数十年执行刑罚之酷（独尊儒术是面子功夫），司马相如能仅以身免，说明了什么？后人将其归于弄臣之列，赵炎以为，恐非空穴来风。弄臣之弄，即玩弄之弄也，说白了，你司马相如不过是刘彻的开心果而已，没怎么把你当盘菜。那么，这一点，司马相如自己知道吗？完全明了。据史载，他常说笑话逗刘彻开心，奴才之面孔昭然若揭。有一顶帽子叫气节有亏，给司马相如戴，尺码恰好合适。
再看魏晋诸名士，无论在朝在野，皆是朝廷的反对派和对立面，抵触与不合作，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气节一条而言，他们瞧不起司马相如的理由，已经足够了。另外，姓氏上的渊源，或许也构成了魏晋名士对司马相如的排斥。虽然司马相如是成都人，而司马懿是河南温县人，八竿子扯不到一块儿。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周宣王执政时期官拜司马(管辖军政和征战的官职)的程伯休父（《通志·氏族略》）。因此，司马氏主政的朝廷对司马相如其人其文推崇备至，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群体极力调侃司马相如，借以讥讽当局和当局的奴才们，就存在可能了。历朝历代，有才的奴与有才的人之间的斗争，莫外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