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我读小学，任少先队大队干部，在很多个星期三的下午，要到学校去，和老师们一起听校长宣读批判“四人帮”的内部材料。那是些沉闷的昏昏欲睡的午后，只有听到“江青向蒋介石献媚”时，大家的精神才会为之一振。我并不知晓献媚的具体意思，但凭少年的直觉，知道那应该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一种不好的行为。一个女人，居然向反动派的头子献媚，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除了阶级仇之外，对江青的痛恨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动机。
多年以后，看胡蝶的传记，又一次体会到了这种震惊的感觉。胡蝶，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堪称佳人如玉，岁月似梦，她的弯弯笑眼和湿湿眼神有着谜一样的魅力，浸透着既人间又天堂的芬芳。可她，却曾委身戴笠，那个在历史课本中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那个在影视剧里阴险狡诈，整天与辣椒水、老虎凳为伍的人！如果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表达的毕竟还是一种惋惜，那么胡蝶与戴笠的勾连，简直会让我们在不自觉间对她也鄙夷起来。
那么，这种鄙夷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鄙夷一旦发生，我们就对一些基本事实也视而不见了呢？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披露，戴笠并不是那样一个歪戴帽子三角眼的恶人，况且，退一万步讲，就算真是一个从地狱里偷跑出来的恶魔，也会有一个人该有的正常情感欲求吧，因此他对胡蝶一见钟情，很真实，很可理解。但我们还是会觉得，一个电影巨星，一个特务头子，两个人的生活层面相差太远了！有史家披露，为把胡蝶追求到手，戴笠使用了特务手段，以求速成。最糟糕的是，当时正值抗战，胡蝶本来藏在香港，想过小户人家的日子，不想却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军方逼她去日本，要拍一部观光旅游纪录片《胡蝶游东京》，借中国大明星给大日本皇军及“中日亲善”歌功，胡蝶只好与丈夫潘有声一起逃往内地。
逃难途中，兵荒马乱，胡蝶托人运送的三十大箱物品被劫走。消息传来，胡蝶当场晕倒，那是她半生的积蓄，以后可怎么活？此事被胡蝶在上海的朋友杨虎知晓，马上通知了戴笠。戴老板大喜过望，这真是一只天鹅拴着红线从天而降。他马上给他的军统特务们下了死命令：找不到东西提头来见！整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迅速运转起来，黑道白道，多管齐下。可是几个月后，还是没有头绪。戴笠坐不住了，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他先把胡蝶委托的转运人抓到监狱，给了个侵吐他人财物的罪名，以造成人赃俱获的假象，然后，他手掐胡蝶开列的失物清单，派大小特务们四处购买，到底凑满了三十大箱，封好，送到了胡蝶的面前。
即使胡蝶是个傻子，也该能看出来此箱非彼箱吧，但胡蝶却领了戴笠的情，照单全收了。此后，戴笠有事没事就往潘家跑，尤其盼着胡蝶时不时地病上一场，他好借机问医送药，在病床前嘘寒问暖。要知道，抗战的艰难时期，医药奇缺，往往是一支金鸡纳霜就能救人一命。值得说明的是，戴笠在胡蝶面前，一直表现得像一个合格的情人。柔情蜜意，风情万种，小心呵护。老牌特务沈醉说过：“戴笠得到胡蝶后，行为稍好一点。”然后，戴笠利用手中权力，给赋闲在家的潘有声找了份工作，送他到了昆明。潘有声一走，戴笠趁虚而入，与胡蝶秘密同居就水到渠成了。据野史载，胡蝶也是以此为耻的，还曾从戴公馆偷跑一次，被戴的副官劝了回去。直到1946年，戴笠乘飞机失事于戴山，胡蝶才重获自由。
当美女遭遇无赖，当场受害的是美女，被旁观者和后世诟骂的还是美女。这是我们的传统里代代相因的成例。我们不去清剿罪恶的渊薮，却对浮在死潭表面的泡沫痛心疾首。而那些被我们称为无赖的人，恰恰都是有“赖”的。如果真是“无赖”，走私贩毒行贿受贿欺男霸女一类的事会少很多，世界也会太平很多。
我并不想天然就把女性看作受害者，无原则地为她们辩护，我只想说，无视罪恶之源，放纵那种病态的打探和偷窥欲，并添油加醋渲染细节，对这种无良行径，我们自己要有足够的警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