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是一个让皇帝又爱又恨的人物，他才学很大，见识也非凡，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总有办法。但牛脾气也很厉害，常常是梗着脖子与皇帝对着干。把他几次贬出京城，又几次召回，但他仍然是我行我素，耿直之性不改。也正因为这样，才成就了他一代名臣的风采。
一、诚实正直，性情刚烈
寇准从小就是个有为少年，学习刻苦，不浪费时光，通晓《左传》、《春秋》等名著，对儒家的经典《论语》等更是精通。勤奋学习的结果，不仅使他的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培养了他诚实正直的良好品质。
公元980年，寇准十九岁，准备参加进士考试。当时的皇帝是宋太宗，宋太宗选拔人才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年龄大一些的，大概他是觉得年龄大的人稳重会办事。既然皇帝喜欢，那些考生也就纷纷投其所好，一些人总是故意把自己的年龄说大一点，反正当时的户口登记也不怎么完备。寇准是真有才学，但十九岁就考进士实在是有些小了点。早在唐朝时就有句话是“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五十岁的人能中进士已经不错了，十九岁的黄口小儿就要考进士，听着都让人觉得玄乎。有人就出主意了：把年龄改大一点吧，改大些中选的机会就多一些了。可是，寇准脖子一梗：我正是积极追求进步的时候，怎么能做欺骗君王的事呢？考得中就中，考不中接着再考，做假的事是万万不行的。好在太宗并没有因为他的年轻就将他归入另类，而是很赏识他的才学，于是他顺顺当当的考中了进士。
中进士之后，他先当了一段时间的京官，接着就外放去做地方官，积累一些经验之后，又回到了朝廷。到了989年，在一次单独对太宗皇帝的工作汇报中，因为说的话过于坦率，提的意见尖锐，话刚说到一半就惹得太宗皇帝很不高兴，生气站了起来，要转身回内宫。可是，寇准没把皇帝老子的发怒当回事，而是用手拉住太宗的袖子说：您请坐下，别急着走，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坚持把该说的都说完，该提的意见都讲透，并得到太宗肯定的回答后才退下。
寇准的这一手，让太宗感到很意外、很震惊，也很高兴，他毕竟是一个明事理的皇帝，知道寇准是出于一片忠心，是为了大宋的江山。所以，不仅没怪罪他，还对众人夸奖说：我得到寇准这个贤臣，好比是唐太宗得到了魏征啊。太宗的夸奖使寇准受到了鼓舞，也使他坚定了凭着一腔忠直的信念、为大宋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决心。此后，寇准的直言相谏、直言抗争伴随了他的一生，与皇帝吵，跟同僚吵，常常是在大殿上争得脸红脖子粗，搞得有人恨、有人怕，有人让着他、有人使绊子害他。他也因此多次被贬出朝廷(当然，贬了之后再召回，在眼前时烦他，不在身边时想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但他毫不后悔，更不收敛和改变。以至后来太宗皇帝都很有些伤感地对他说：“耗子麻雀都能知道人的好意，你就不明白我对你的栽培与器重么？就不能改改你的臭脾气么？”太宗去世，真宗即位，寇准依然故我，不管是让他当宰相还是降他的官，都决不去曲意逢迎，真宗皇帝也只好无奈地说：“寇准的刚烈个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啊。”
二、虚怀若谷，光明磊落
对皇帝，对同僚，寇准决不肯妥协，是因为他认定自己没错。而对下属，寇准却绝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而是大度虚心。
《宋史·寇准传》中记载了一则趣事，说寇准刚当上宰相时，消息传到全国，担任益州(今成都)刺史的张咏对下属说：“寇准是个了不起的奇才，只是学问水平还有些欠缺。”不想这话被一个惯会溜须拍马的小人记住了，正愁巴结新任宰相没有门路，拿着这个小报告岂不是很好的敲门砖？于是，很快的就把张咏的议论报到了寇准那里。不曾想寇准不但没有对张咏产生忌恨，反而对敢于大胆指出自己不足的张咏很是佩服。那位打小报告者自然是事与愿违，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后来，寇准被贬官当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刺史，正好碰上张咏从益州调回京师路过陕州，寇准得知后，在任所设盛宴款待张咏。吃饱喝足，张咏要走时，寇准又亲自把他送到城外，并拉着张咏的手十分真诚地问：“张兄是一个对人对事有真知灼见又直言不讳的人，有什么对我教诲的吗？”张泳对寇准的这种胸怀很是感动，觉得不能不说可又不能明说，就慢慢悠悠地说：“你读一读《汉书》的霍光传吧”。寇准当时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回去后找到《霍光传》一字字从头读到尾。当看到“不学无术”这句话时，突然明白过来，说：“这就是张老兄准备对我说的道理了，是希望我多读些书啊。”寇准也顺便对自己做了一下反思，虽然在少年时期读了不少书，可是，毕竟步入官场的时间太早，公务忙碌，竟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好在张咏及时提醒和点化，此后，寇准果真踏踏实实地读了许多书，使自己的学问水平有了一个飞跃，对人对事也看得更加透彻，治理国政的才能更高了。
面对批评，寇准这种闻过则喜，努力改正的态度，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待那些阿语奉承之徒，却一点也不给面子。
真宗皇帝执政的后期，很宠信大臣丁谓。这丁谓是一个很会看人下菜碟的人，他把真宗皇帝哄得高兴，当上了参知政事(副宰相)。为了自己利益的需要，丁谓又猛拍寇准的马屁。极力想把寇准拉到自己一边。在一次宴会上，寇准酒喝的高兴，不小心在胡须上沾了些菜汤，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过来用自己的衣服替寇准把胡须擦干净。对这种明显拍马的举动，如果是放在别人身上也就过去了，甚至还会觉得很高兴，很有面子，因为丁谓可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啊。但寇准就是寇准，斜着眼对丁谓说：“你的官也不小了，也算国家的重臣了，顾忌一下白己的身份吧，不要做这些溜须拍马的事好不好？”说的丁谓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下不来台。
被人骂了没关系，只要你骂的对，就虚心改正，这一点，能做到的人虽然不多。但总还是有的。而在别人拍马屁时抬起腿来踹上一脚，况且这拍马屁的人还是一个副宰相级别的皇帝宠臣，能够做到就很不容易了。但这正是寇准刚烈个性的最好体现，也是他嫉恶如仇、诚实正直、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写照。
三、力主抗辽，有勇有谋
1004年，寇准当上了宰相。他的这个宰相地位，是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临危受命的。
北宋与契丹，是一对老冤家了。契丹在北方建立了辽国，兵强马壮，总想着到大宋朝的地盘上捞些好处，经常派兵进入宋朝边境地区见人杀人、见物抢物。偏偏宋朝的军队不行，打不过人家，只好是步步的退守。到了这一年，从种种迹象判断，契丹已经不满足于小打小闹，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了。宰相毕士安向真宗皇帝推荐寇准当宰相，说只有他才能扭转局面，保家卫国。真宗也早知道寇准的才名，也早想让他当宰相，只是顾忌他的个性太刚直，怕当上宰相后自己控制不了，才一直没有任命。现在既然形势需要，那就下任职通知书吧，所以寇准才在八月份当上了宰相。
到了九月，辽国皇帝果真是带着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南推进，兵锋所指，宋军除了退却，基本是束手无策。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那些平安日子过久了的大臣们一片慌乱，副宰相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到南京去；主管全国军政事务的枢密副使陈尧史是四川人，劝真宗避到成都去。真宗皇帝听了这些没骨气的话，心里也没了底，召见寇准商量对策。寇准也早就听说了这些议论，对真宗说：“给陛下出逃跑主意的人，简直就是卖国贼，应该拉出去砍了。”接着又给真宗详细的分析了战场形势，说别看辽军攻势猛烈，他们深入到我们的地盘上，猖狂不了多久；也别看我们的军队暂时失利，实力还是有的，只是现在指挥有些问题。如果您亲自出征，鼓舞士气，我们再周密部署，一定能打退辽兵；如果放弃首都向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呆在江南也不保险，国家也会保不住。
宋真宗听了这样一番话，觉得有道理，决定亲征，让寇准随同指挥。可是，当大队人马到达澶州(河南濮阳)南城(黄河故道南岸)时，听说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了，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先停住不要过河(毕竟河水是天险)，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很不坚决，这时也动摇起来，下令先住在南城。寇准急了，对真宗说：“敌兵近在眼前，战场形势变化多端，您不过河，怎么能鼓舞我军的士气？又怎么能打败敌军呢？现在我们的几路大军都已经按照计划进入了预定的战斗位置，陛下您不要再犹豫了。”但一人难敌众口，在那些惧战大臣的七嘴八舌下，真宗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卫戍部队司令)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你受国家栽培这么多年，该怎么报答？”高琼说：“当然是以死报国了。”寇准主意打定，带着高琼又返回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大声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没等真宗开口，高琼就激昂地说：“宰相说的话是对的，我们不愿南逃，我们愿意打败契丹，用行动保卫我们的家园。”到这个份上，真宗还在犹豫，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暗示高琼召来手下将士，半是请求半是强迫地把真宗车驾带过了黄河。当皇帝的特殊标志黄龙旗在澶州北城的城楼上一出现，城下的军民立即欢声雷动，气势百倍，声音传到几十里开外，士气受到很大鼓舞，而契丹想不到宋朝的皇帝会亲征，一时间真有点找不到北，不知下一步这仗该怎么打。
到这个份上，真宗也就听天由命了，把军事指挥大权彻底的交给了寇准。寇准当然是不负众望，取得了这场抗击战的胜利。通过这次战争，通过在寇准坚持下的皇帝亲征、宋军反击，也使辽国认识到了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易征服的，从此宋辽双方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