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为人一向严峻，脸上几无笑容，连他的家人也都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好在老段在饮食上有个习惯，那就是他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外，一般是一个人单吃，不和家人同桌的。不过这样也好，他的家人也乐得躲开，免得受他拘束。
不过可千万别认为老段一个人单吃是要搞特殊化，事实上，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的主要原因是要避开荤腥，发展到后来，就干脆一口长斋，吃斋念佛了。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老段身为军人，如何也会“阿弥陀佛”，变成个信佛的居士了呢？这事说来也属反常，因为按老段的人生经历及脾气禀性，他拜到关羽关圣人、岳飞岳将军的脚下倒是符合逻辑，但最后却拜在了菩萨的门下，这实在让人觉得有点不可理解。
其实说来也不奇怪。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老段与曹锟、吴佩孚恶战一场，但最终以惨败而告终，老段由此心灰意冷。他搬到天津后，便开始正式吃斋，并在家里辟出一间佛堂，每日清晨便起来焚香念经，并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
老段信上佛教，一则与他在袁世凯时期曾在西山休养、接触佛学有关;二则希望借此走出直皖战争惨败的阴影;三则他认为身为军人，杀戮过多于心不安，因而要每日诵经以超度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亡魂。
譬如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战役中，当时讨逆军抓了一些“辫子军”，其部下靳云鹏请求杀他几个以提振军威，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段祺瑞被人称为“北洋之虎”，但其人终究有虎相而无虎威，仁心宅厚可能是其原因。
段祺瑞信佛与当时天津的风气也有关系。在清末民初时期，天津的寺庙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无人不信神、无处不建庙”来形容。一些出名的寺庙，如海光寺、大悲院等，当时的僧人、居士数量都很庞大。一些在政坛上失意的政客、军人，还有前清的一些遗老遗少，他们在失势之后都纷纷来到天津做寓公，其中有很多人便热衷于宗教活动，其中尤以历史久远的佛教为盛。事实上，在当时的军阀政客中不仅仅是段祺瑞一个人信佛，其他譬如曹锟、曹汝霖、靳云鹏、孙传芳等人也是信佛的。
段祺瑞在皈依佛教后，便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由于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和尚们都以段祺瑞来自己的庙里做法事为荣，每每奉承段祺瑞是菩萨转世，为普度众生而下凡的。
被奉承久了，段祺瑞也有点飘飘然。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老段就在讲经大会上大骂：“这些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们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说到这里，他又不免沮丧地说，“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
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也是佛教中的天龙八部之一，因为它经常与天神交战，因而战场也被人称为“阿修罗场”。老段把军阀们称作“阿修罗王”，但他自己当政的时候也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只不过他认为军阀们混战是穷兵黩武，而自己“武力统一”的目的却是为了“普度众生”罢了！
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不可”之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这老段！
时隔四年后(1924年)，老段再次出山任*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老段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唯独与之前不同的是，老段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老段再次下野，从此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漩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或者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统一送出，当时段为学堂督办)。随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72岁。段祺瑞的病，据说与其常年吃素、营养不良有关，但之前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时，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
老段在信佛之后，除了自己养几只母鸡下蛋供应外，荤食一概不碰。有趣的是，老段只养了几只母鸡，而没有公鸡，因为他认为这样下的蛋才是“素鸡蛋”，是可以吃的。后来他年老后身体虚弱，但仍旧不肯开荤，也足见其性格之倔强。
临终前，段祺瑞曾写下亲笔遗嘱，谆谆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其生前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吴佩孚的这幅挽联何曾不是两人共同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