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贬岳尊秦”的特异观点，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爱国家思想有明显的抵触，而此刻，又正值国家接连经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吕著被查禁，也就在所难免了。
1935年3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了一篇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要求查禁一种书籍的新闻。报道称：“精忠的岳武穆，遗臭万年的秦桧，一为举世所敬仰崇拜，一为万古所唾弃诟骂，不但史乘斑斑可考，即松木参天的西湖岳坟，凌云浩气，忠义昭然，瞻仰徘徊，谁不肃然起敬。可是，也颇有矫奇立异之说，并以著述见行于世者。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即系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毁岳飞为军阀，推崇秦桧为爱国大政治家。”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他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报道中被呈请查禁的《白话本国史》，正是奠定史学大家地位的代表作之一。这部著述在中国史学界是颇受关注的，被认为是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中国通史编撰的先例。那么，这一中国史学界“先例”式著作，为什么会出现诋毁岳飞的奇谈怪论呢？
此报道发布之后两年，竟有人找到了吕著诋毁岳飞观念的“源头”，称吕著中的奇谈怪论，实源自胡适。1937年4月15日，上海《立报》刊出一篇评论文章，题为《大学程度的时局观》，作者署名“杜文”。文中写道：“胡先生当时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痛骂岳飞是军阀，而高赞秦桧是一个有眼光有手腕的政治家，想为‘今之秦桧’张目”……后来胡先生的高见，编入一本什么《白话中国史》里去，由某大书馆，代为出版。不幸得很，这部书毕竟是被查禁了！”
据此文所言，吕思勉竟然是承袭了胡适的观点，并将之写入《白话本国史》的。针对这一破天荒的“大发现”，熟知文坛掌故、有相当文史功底的曹聚仁也按捺不住了，即刻撰文予以驳斥，并于当年4月19日发表于《立报》之上，题为《关于岳飞与秦桧》。曹文称：“《白话中国史》，出版于民国十二年，胡适的文章，刊于民国二十一年的《独立评论》，说该书作者把胡适的意见编入，未免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显然，曹认为吕著不可能承袭了胡适的观点。因为吕著出版在前，胡文发表在后，彼此相隔近十年时间，的确是风牛马不相及了。然而，曹的论述也是有失误的，因为那篇事关岳飞评价的胡适文章，其发表时间与发表刊物，他都没有写对。
胡适所撰《南宋初年的军费》，写成于1924年10月30日，发表于1925年1月3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1卷第4期。该文主要是从史料角度做简要考察，并得出结论说“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而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吕思勉所著《白话本国史》，则比胡适此文发表出来要早了一年多的时间。且与胡适的顺带提及不同，吕著对秦桧有着更多的正面评价，对岳飞则仅以军阀视之，认为他“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
如果说，胡适的文章只是顺带着替秦桧翻案;那么，吕著则显然是更为明确要重新评价岳飞，正经八百地要为秦桧树碑立传了。其“贬岳尊秦”的特异观点，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爱国家思想有明显的抵触，而此刻，又正值国家接连经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吕著被查禁，也就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