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述的袁世凯，不在于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乱世枭雄，不在于复辟帝制，而是重点展现“家庭中的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家庭”——一个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袁世凯，一个孝子，一个有十位夫人的男人，一个有三十二个子女的父亲。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河南项城的袁寨。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从淮南寄书信到家，向家人报告以重兵攻下了捻军重要根据地临淮，捻军各部溃退，族人都说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闻讯大喜过望，因此为儿子取名为“凯”，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为“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袁世凯的得名即与征战行伍有关，真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诚有其名则必有其实，“世凯”二字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个新生男儿一生的戎马生涯，征战疆场，一世的凯旋得胜，名扬天下。
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直到七岁时，养父袁保庆去山东做道员，袁世凯随其去了山东。童年的记忆都在袁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童年的成长经历、环境和家庭背景因素毫无疑问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五岁时，被人抱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种对命运的不安全感、一种家园的不安定感，不确定性和无助感，向往强势强权保家护家的和平和安宁。幼年的记忆和经历让袁世凯在少年述志时即写下豪迈的诗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后来在1882年二十二岁时，他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1883年，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扎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经过在朝鲜十二年的历练，经过甲午战争的大国弱兵的教训，袁世凯坚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
袁世凯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甲寅年(1914)，袁世凯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这个自题或许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或许是他对倥偬岁月的感慨。自题中没有落款署名，但是左上角有“大总统印”。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按文东武西的排列，向他行三鞠躬礼。袁世凯用河南口音发表如下演说：“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难道袁世凯已经预测到他的登基对于“子孙鲜有善果”，是一种悔意吗？还是对于子孙的叮嘱：远离政治，切莫步他后尘？
次子袁克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先公天生睿智，志略雄伟。握政者三十年，武备肃而文化昌。乃以一忽之失，误于奸宄，大业未竟，抱恨以殁。悲夫，痛哉！”
一个男人和十位夫人
袁世凯从小似乎特别受到女人的宠爱和青睐。袁世凯出生后生母刘民奶水不足，刚巧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生子夭折，而牛氏的奶水十分充足，所以袁世凯就由她哺乳，五岁时正式过继给袁保庆为子，得到了嗣母牛氏的溺爱。袁世凯既刁顽又聪敏，还能摆平牛氏与姨太太王氏之间的争风吃醋，所以无论是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或是庶母王氏、陈氏都喜爱他。
几乎所有关于袁世凯的书都说袁世凯是一个大孝子。“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尽孝是“父母在，不远游”，而袁世凯大丈夫远游四方，把母亲接到身边侍奉嘘寒问暖就是孝。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于1891年12月26日接到嗣母牛氏病死的消息，立即请开差缺，回家以尽孝道。而在1892年5月返朝鲜继续任职时，他把生母刘氏接到朝鲜一直奉养到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才派人将生母送回国内。1899年底，清朝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又将生母接到济南奉养。两年后，生母病故，袁世凯很悲痛，请求朝廷开缺，准许回老家守一年之丧。
袁世凯在生活上受到抨击最多的是他娶了十位夫人。 在袁世凯看来，或者在所有封建男人看来，有作为有本事的男人才三妻四妾，妻妾们相互之间争风吃醋是不应该的。光绪二年(1876)袁世凯十七岁时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秋天在老家河南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年底，在老家河南成婚。以后陆续纳了九位如夫人，生了三十二位子女，上演了多少人间恩怨情仇的故事。
在袁世凯的大家庭中，元配妻子于氏已经是位同虚设，实际上是大夫人沈氏和五夫人杨氏参与家庭的管理。袁世凯在结婚的最初几年不顺，乡试落第，进京报捐功名不成，并且受到于氏以及家人的奚落，作为大男人的自尊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袁世凯对于氏也没有太多的感情寄托，可是“母以子贵”，于氏在1878年生下长子袁克定，长房长子的地位不可动摇。
大夫人沈氏是袁世凯发迹前的红颜知己，沈氏不希望袁世凯整日沉湎于温柔乡而乐不思蜀，她期待袁世凯成为敢作敢为能担当的大丈夫。后来袁世凯离开沈氏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他的建功立业之路。沈氏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等待袁世凯的功成名就。袁世凯对沈氏也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等到他在朝鲜站稳了脚，立即就把沈氏接到朝鲜，以大太太的身份出席社交场所，还把二子袁克文过继给她作嗣子。
五夫人杨氏，天津宜兴埠人，从小跟随父亲做生意，不仅心灵手巧，更因有通达见识和管理本事，深得袁世凯的宠爱。她既照顾袁世凯的日常起居，也替袁世凯管人和管家。
大夫人和五夫人实际上是“半个主子”，如果说大夫人沈氏是“慧眼识英雄”，那么五夫人杨氏的治家亦是袁世凯大家庭所需的才能。袁世凯不仅让五夫人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袁府，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如夫人们，都得服从她的管制。袁世凯在众如夫人们面前，还制定了这样一个“治内”规定，当然也包括管理这些如夫人在内，这就是：后进门的如夫人一般要服从先进门的如夫人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先进门的如夫人随时指点。大夫人对二、三、四如夫人进行管教，五夫人对六，八、九如夫人进行管教。1913年，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身份，入住中南海，妻妾子女也一同迁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多由他最喜欢的大夫人和五夫人服侍。
一个父亲和三十二个儿女
袁世凯一生共有三十二个子女，其中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袁世凯的儿女基本上是由各房的如夫人亲自管教，袁世凯常常是点到为止，制定一些家规家训，但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并投入了很大的财力。
在袁家的父子关系中，父亲同样是统治者。在“慈母严父”的角色中，对儿子的控制和压力更直接地来自于父亲：对男孩子，袁世凯很严厉，但对女儿，却很娇惯。七子袁克齐曾这样回忆：“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认真的，请了各科老师来教育我们。先请任课老师吃饭，饭后交戒尺(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木板)一个，并说，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就用此尺打他们手心，不要宽纵。”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的想法，所以袁世凯对儿子们有时候动用家法，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即使是已经结婚成家的儿子，也不能免于他的责打。
袁世凯在山东任巡抚期间，一直将长子袁克定留在身边管教，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其他子女的教育。在济南，他给只有十岁的次子袁克文写信，为其开列非常详细的“立身课程”：“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贪恋衾绸。习字：早餐后习字五百，行楷各半。读经：刚日读经，一书未完，勿易他书……”还有其他读史、作文、静坐、慎言、运动、省身、写日记等等， 成为教育其他孩子的范本。
后来袁世凯全家入驻中南海，他为子女们聘请的家庭教师，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之父严修(1860年4月12日至1929年3月15日，字范孙，清光绪朝进士)。袁世凯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对严修也是言听计从，相继送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入天津新学书院读书，选择老师乃至安排课程，都是严修亲自过问。严修要求袁家兄弟每天“温、读、写、看”，为他们的课业去与袁世凯谈了好几次。可见严修这个“家庭教师”的确尽心尽力、毫不松懈。
袁世凯不仅要求孩子们熟读四书五经，遵守儒家伦理纲常，对于儿子们更加要求的是中西璧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的课程里也开设了数学、物理等等“西艺”课和外语课。长子袁克定曾到德国留学，他的德文、英文和日文都很好，袁世凯送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一起跟随严修出游欧洲各国。所以，袁家的几个出洋求学的公子们大概也属于中国第二代的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