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961-1023)北宋政治家﹑诗人。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进士。淳化五年(994)为参知政事，其政治才能深得宋太宗常识。知巴东县。宋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真宗渡河亲征﹐与辽立澶渊之盟，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不久﹐被大臣王钦若排挤罢相。晚年再度被起用。封莱国公。后又因大臣丁谓等陷害遭贬﹐远徙道州﹑雷州。宋仁宗天圣元年病死于雷州。谥号忠愍。
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很有贾岛诗的风味。与寇准同时的范雍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平昔酷爱”王维与韦应物的诗。他的一些诗确实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他不是词家﹐但偶有所作﹐也颇可读。《全宋词》共辑其词4首。
现存《寇莱公集》 7卷﹐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朝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关于寇准的原籍，好多人甚至历史演义等都说寇准是山西人，但从下面这篇，可以更正这个不实之说。
是是非非寇老西儿----谈谈北宋名相寇准
八十年代初，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风靡了大江南北。对很多人来说，通过听评书，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杨家英烈精忠保国的赤胆忠心，也了解到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历史故事。其中就包括寇准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个问题是，评书把寇准称为“寇老西儿”。现代人把山西人戏称为“老西儿”，对有些著名的山西人，冠以“X老西”，如阎锡山，也叫阎老西儿。所以，评书是把寇准作为山西人了，而且刘兰芳还总是绘声绘色地用山西口音模拟寇准说话。看了<<宋史>>的<<列传第四十>>，才知道这是谬误。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圭(右边加耳刀)人也。”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下圭(右边加耳刀)，今陕西渭南。宋时华州为大州，辖渭南。现在陕西行政划分翻了过来，渭南专区(市)辖华县。所以，无论谁辖谁，也无论是古是今，寇准都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而不是老西儿。其实评书演义中的一些人和事，是当不得认真考证的。如“寇准背靴”的故事，是杨六郎能重新回到征辽战争，以及以后的杨宗保替父出征和穆桂英挂帅的关键，极具戏剧性。但在<<宋史>>中却是只字不提，明显是民间演义化的结果。无论今古，人们显然乐道于这种以讹传讹的故事。过去有演义，现在有连续剧，其实都是“戏说”。实在没有必要依据正史一件一件地“辨伪”。但涉及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出身籍贯，还是应该属实认真的。我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谈谈寇准的几个真实故事。
寇准出身于世家。十九岁时，中举要考进士。当时的皇帝是那个从哥哥手中巧得天下的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选进士的特点是倾向年长的，所以有人就向寇准建议把年龄往上改一改，以期得中。寇准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从仕起始，就奠定了诚实的基础。<<宋史>>多次提及寇准的正直，如“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寇准死后，皇帝宋仁宗“赐谥曰忠愍”，可见寇准的为官之道和为人之本。 寇准以他的才干，很快地得到了太宗的赏识，但他却不是一味地去迎合附势。<<宋史>>道：“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想一想，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竟敢在皇帝发怒离开的时候，拉着皇帝的龙袍，让他重新坐下，一直到问题解决。这可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啊。就是今天在公司企业里，我们敢在老板盛怒时据理力争，直到老板让步为止吗？这还根本不牵扯到脑袋搬家的问题。所以，宋太宗深有感触地把寇准和唐太宗时著名的“诤臣”魏征相比，他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唐以后，为臣的，能被皇帝看作魏征，应该是最高的赞赏了。
太宗相信寇准的忠诚，直截了当地问：“据你看，我的几个儿子，谁可承继大统？”刚见面，就问这么敏感的问题，而且是当着那些对寇准没有好感的侍从宦官的面，寇准当然不想直接回答。他向太宗提出，选皇储时应避免向三种人咨询，一是女人，也就是皇帝的后妃;二是中官，也就是宦官;三是近臣，“因为陛下是在为全天下选储君啊”。言外之意是所提到的这三种人只知道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寇准这段充满政治睿智的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太宗的问题，却含有极为深刻的道理，也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宋史>>对寇准的这个总结评价很高。说寇“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鉴。”
太宗低头沉思良久。然后让身边的所有的人都退下，只剩他和寇准。这次皇帝是动真格的了。“你看襄王可以吗？”太宗问。寇准说，“陛下选择的是可以副天下望者，知子莫如父。圣上既然认可，就应该立即作出决定。”太宗见寇准真心地支持他的选择，立即让襄王做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所以，太宗召回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立皇太子这件大事，为权力的移交作准备。足见太宗对寇准的信任。但皇帝就是皇帝，生怕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别被任何人夺走，哪怕就是太子。一次太子祭祀完太庙回来，人们争相观瞻，赞不绝口，“真是个少年天子”！话传到太宗那里，太宗不高兴，问寇准，“人心都归顺到太子了，把我往哪摆呢？”古往今来，为权力和威望之争，毁灭了多少本应是平和的权力交接，使民众多次陷于战乱的水火之中！太多的大臣，为了自己的私利，依附于争斗中的一派，浑水摸鱼，全不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而寇准，只用了六个字，掷地有声地回答了太宗的疑虑：“此社稷之福也。” 提到宋太宗和儿子宋真宗之间的交替，就不能不谈谈寇准的同事吕端。吕端与寇准共事多年，寇准直率，锋芒毕露;吕端沉稳，大志若愚。二人同时为相，尽管有时吕端为正，寇准为副，但寇准依旧是咄咄逼人，而吕端总是相忍为安。<<宋史>>说吕端“与寇准同相而常让之”，原因是他深知“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计”，是以国家大利益为重的。太宗选拔吕端为宰相时，有人告诉太宗，吕端糊涂，不能为大任。太宗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他说得真是对极了。如果说，寇准是太宗下
决心立太子的关键人物;那么，吕端则是为太子继位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 太宗临死时，宦官王继恩忌恨将要继位的太子，联合副宰相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阴谋另立楚王元佐为君。太宗死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去召吕端，吕端感觉事情有些不对。他先将王继恩监禁起来，并派人看守。然后入宫见李皇后。李皇后说，皇上已死了，立他的长子为君，是否更好，你看如何？吕端回答道：先帝生前立太子就是为了今日。现在他刚去世，尸骨未寒，我们怎能违背他的遗愿而另有所议呢。说完，将太子请出，立为真宗。更有意思的是，当真宗垂帘与群臣相见，接受朝贺时，吕端站立不拜，要求将帘子拿掉，并走上前，辨认确实是真宗本人后，才率百官下跪，山呼万岁。一点不含糊，突显他“大事不糊涂”的秉性。
毛泽东熟读经史，他送给叶剑英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把叶剑英同吕端相比。毛死后，叶用政变的方式，扶持了毛晚年刻意提拔的接班人华国锋，把毛的“红都皇后”江青及其追随者投入了监狱，与宋太宗死后吕端所作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毛泽东确有知人之明？还是历史的巧合？现在和将来的历史学家肯定会争论不休。不过，这是题外的话，这里就不引伸了。
回到寇准的故事上。大家要问，在吕端办不糊涂的大事时，同为宰相的寇准在哪？在干什么？答案是，他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当知州，在接受太宗对他的第二次惩罚。 起因还是他那耿直好辩的习性。从官宦间的私人恩怨，引发了寇准与冯拯为朝制规则的激烈争斗。按吕端的话讲，“寇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总是让着他;太宗也说，“若廷辩，失执政体”，就是劝寇准停止争斗。可寇准偏是不听，“犹力争不已”，甚至要与太宗“论曲直”。人狂到这份上，用北京老话讲，就是“没治了”。但还不仅如此，寇准的狂妄深深伤害了太宗的心，因为他是一直眷顾和培养寇准的。太宗最后伤感地说寇准，“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不可救药，失望到底。把寇准再一次逐出京城。
寇准又开始了新的外放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