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奏折，展览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该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则徐主稿，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列衔。具奏日期为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年9月18日)，内容是向道光皇帝奏报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中英九龙之战的战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对英国的认识。
英军进犯九龙
林则徐在奏折中把九龙之战的起因归结为“英夷义律于出澳后，率领该国夷船以索食为名，突向师船开炮”，而英人之所以“索食”，系“义律前因求在澳门装货，不准。辄将该国新来货船阻留尖沙嘴洋面，图卖鸦片，并主令奸夷空趸任意逗留。又命案抗不交充，给谕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断其接济，并勒兵分路严防”。事实上，“索食”之争只是表象，英人“图卖鸦片”、“命案抗不交充”，才是中英双方的主要矛盾，也是九龙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义律将英国商人和侨民从广州撤到澳门，利用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贸易职能，不但拒绝签署“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一)的具结，并且拒绝交出陆续新到虎门商船上的鸦片。中英双方反复交涉，均无结果。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国水手到尖沙嘴醉酒滋事，将村民林维喜打成重伤。次日，林维喜因伤重不治而死。义律拒不交出凶手，先是用钱收买死者家属，继而又私设法庭，公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中英双方围绕具结、交凶、缴烟等问题交涉数日无果。8月15日，林则徐谕令澳门同知“断其接济”，并下令从澳门撤离为英国人服务的买办和工人。随后，林则徐进一步向义律施压，要求澳门的葡萄牙当局驱逐英国商人。8月26日，英国人全部离开澳门，寄住在香港、九龙一带的船上。
林则徐认为，在不断施压之后，英人已经断水断粮，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要令就我范围，似已确有把握”(《林则徐集·奏稿》)。但他并不知道，义律一直在向英国政府求援，请求派军舰前来助战。8月31日，英印总督派出的“窝拉疑”号军舰驶抵广东海面。义律有此武力后盾，更加有恃无恐。当葡萄牙总督拒绝其返回澳门的要求之后，9月4日，义律率领几艘快艇和武装船只驶抵九龙，以“索食”为名，悍然挑起了九龙之战。
清军重创英国军队
九龙之战分为前后二次，持续四个多小时。关于战事的经过和结果，林则徐在奏折中有着精彩描述：
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夷船五支赴彼，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迭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喇士(道格拉斯的异译)，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
可见，清军以微小代价重创英军，可谓大获全胜。然而，清军取得胜利的前提是英军的“窝拉疑”号军舰并没有参加战斗，所谓“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只是一些装有少量火炮的非正规战舰。因此，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前中英发生的第一起战事，九龙之战只是英国进行的一次试探性进犯，并没有体现中英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对比。但是，此次海战对林则徐关于“夷情”的判断和“剿抚”方略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
林则徐认为英人不堪一击
清军在这次小规模战斗中取得的胜利，使林则徐产生了英军根本不堪一击的判断。他在奏折中认为：“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此次乘人不觉，胆敢先行开炮，伤害官兵。一经奋力交攻，我兵以少胜多，足使奸夷胆落。”此时，义律的日子确实并不好过，一方面，部分英商因迟迟不能进入广州进行贸易而心生不满;另一方面，对华用兵的请示还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因此，义律在九龙之战后尚不敢轻举妄动，转而采取缓兵之计以拖延时日。
林则徐在“奸夷胆落”的判断基础上，认为义律已穷途末路，“其懔畏之状，亦已情见于词”，坚持英商先具结而后才能进行贸易。以后的事态发展，并没有如林则徐所料。在双方反复争执无果的情况下，英国人决定悍然发动鸦片战争。
从林则徐的这一奏折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当时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放在眼里，反而对传统的“羁縻”之策胸有成竹，一面下令中断所谓“天朝”恩赐的中英贸易，一面对“天朝”兵威抱有足够的信心。同时，林则徐对英国的军事实力和侵华野心估计不足，反映了他当时对“夷情”判断的局限性。
清政府和士大夫昧于知时
“康乾盛世”之后的清王朝已然处于“衰世”，其对手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游牧民族，而变成了拥有现代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军事武装的英国侵略者。然而，在中国因袭上千年文化强势输出的环境里，士大夫阶层早已习惯于在“天朝”文化视野里恪守祖训。他们不屑与那些“未开化”的民族进行平等交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羁縻”治边策略也随之日益固化。
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即便是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很难用完全“近代”的眼光去审视英国这个新对手。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政府则更昧于“夷务”，只希望尽快柔远怀来，多次对林则徐下达“亦剿亦抚”的上谕，“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囿于这些因素，对于在他看来十分贪婪野蛮而又非常软弱的英国人，林则徐只能采取“羁縻”之策，而这也是当时清政府的唯一选择。然而，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传统的“羁縻”之策已经不能奏效，既无法继续确保清政府的“天朝”权威，也满足不了英国的侵略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