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藩邸旧臣是政坛上非常独特的一股政治势力。皇帝登基之前的亲信故旧，包括师傅、属官、侍从乃至奴仆，新帝登基之后大都会受到重用。如西汉初期，周勃、陈平等人诛灭诸吕，迎请代王刘恒进京即位。汉文帝(刘恒)入驻未央宫当夜，即任命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任命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负责保卫皇宫安全。依靠藩邸旧臣，汉文帝用最快时间控制住京城要害部门，稳定了局面。这种重用潜邸旧臣的做法在中国沿袭了很久，乃至于现代社会。
潜邸旧臣活跃于北宋政治舞台，在宋太宗、宋真宗两朝表现最为突出。赵光义任开封府尹15年，期间韬光养晦，培植亲信力量，日后得到重用的官员达40余人。宋真宗的潜邸旧臣，除了他担任亲王、开封府尹、太子时期的亲随(20余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宋太宗亲自物色、选派，自太宗朝沿袭下来的(如李沆、毕士安等)。
宋初，科举制逐步趋于完善，国家通过科举选拔了不少人才，形成文管系统的骨干。但科举取士以文臣为主，跨马征战还是要靠久经沙场的武将。赵光义对赵匡胤时期的将领并不信任，很少赋予他们重任。作为军队指挥中枢的枢密院基本上重用藩邸旧臣，如石熙载、柴禹锡、弭德超、王显、赵镕、周莹等人。到了宋真宗时期，开国之初的禁军宿将皆已老迈，不仅枢密院，连统兵作战的禁军高官也清一色换上了藩邸旧将，如傅潜、王继英、王超、葛霸、张耆、王继忠、王能、戴兴、桑赞、陈兴、许均等人。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胆小怯战，贪功诿过，一个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凭借与皇帝的特殊关系，短时间内纷纷平步青云，窃据高位。而那些披肝沥血征战沙场的将领，如荆嗣、杨延昭、折惟昌等名将只能屈居人下，壮志难酬。人常道大宋天子“与士人共天下”，不如说是“与家奴共天下”。《宋史》第二百六十八卷，记载了宋真宗时期长期担任枢密使的藩邸旧将王继英的传记，读来颇有感受。
王继英是开封人，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寄育在外祖父家。大概是因为家里太穷了，王继英“少从赵普给笔札”，少年时便跟随赵普，做铺纸研墨、收拾书房一类的杂事(我想他是被卖到赵普家做奴仆的)。王继英生于公元946年，按时间推算，他到赵家应在陈桥兵变前后，赵普还没有闻达。乾德二年(964年)赵普升任宰相，至开宝六年(973年)因雷德骧、雷友邻父子弹劾而罢相，被宋太祖贬出京城，期间王继英一直追随赵普。此时他已27岁，算是赵普的亲信随从了。
根据历史记载，赵普为相期间竭力打压开封府尹赵光义的晋邸势力，与赵光义矛盾很深。不少人认为赵普被弹劾罢相，是出于赵光义的暗中指使。赵光义即位以后，对赵普曾起过杀心(赵光义对赵普说：眹几欲杀卿)，接连而来的迫害很可能会接踵而至。可以想象，此时赵普自身难保，新朋故旧包括身边的仆从们纷纷作鸟兽散。惟有王继英还是像以前那样恭敬地侍奉他(继英趋事逾谨)，这一点很是难能可贵。
论才智，赵普不愧为大宋第一宰相。因为担心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赵光义即位以后，赵普马上上书要求回京，被任命为无职无权的太子少保，比外放时的职务还要低。赵普针对赵光义面临的政治难题，首先制造出“金匮之盟”的遗训，解决了赵光义继位合法性问题，并因而被任命为宰相，封梁国公。紧接着，又迅速处理了赵廷美谋反案，帮助赵光义除去心腹之患，一时间炙手可热。也就是在赵普二次入相的同时，作为仆从的王继英“隶名中书五房、院”，由仆人身份转变为拿国家俸禄的“吏员”。此时，他的年龄大约为35岁。
赵普是个比较念旧情的人，大约在他三度入相(端拱元年，即988年)之时，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便思量着要给王继英找个出路。以赵普的政治地位，他完全可以合法地荫补王继英为官，给他谋个好的差事。但是王继英除了处事谨慎、老实巴交之外，实在是一无所长。弄不好不仅害了他，还会给自己带来风险(那时举荐官员是要负连带责任的)。恰巧，襄王赵元侃府中缺人，赵普便推荐他到襄王府中，担任负责接待来宾的职事 (导吏兼内知客事)。宋太宗曾召见王继英言道：“你以前尽心侍奉赵普，我全都知道。如今侍奉亲王，更应该尽心竭力。”可见赵普在宋太宗那里是特别关照过王继英的。
有句老话叫“好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襄王赵元侃有九个兄弟，他排行第三。长兄赵元佐天资聪明，善骑射，而且长得很像赵光义，原是皇储的不二人选。但是赵元佐对父亲谋害叔叔赵廷美极为不满，忧愤过度以致精神分裂，退出了皇位的争夺。二哥名叫赵元僖，《宋史》评价他：“姿貌雄毅，沈静寡言，尹京五年，政事无失”(观其所为，有言过其实之嫌)。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任命赵元僖为开封府尹兼侍中，进封许王，成为准皇储。然而淳化三年(992年)11月，赵元僖上早朝时突发急症，回府不久就不治身亡，年仅27岁。这样，原本不被看好的赵元侃便成为皇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被宋太宗任命为开封府尹，封寿王。至道三年(997年)初，赵元侃被立为太子。同年三月，宋太宗病死，赵元侃继位为帝，改名赵恒，是为宋真宗。在襄王府打杂的王继英(时年51岁)，一下子成了宋真宗的“藩邸旧臣”。
宋真宗从意外成为准皇储到即位登基，不过五年左右的时间。他不像赵光义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储备人才，培植嫡系，“藩邸旧臣”算是他唯一的嫡系部队。早在宋真宗担任开封府尹时，王继英就被任命为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谒者。这两个职务都是负责仪卫、赞引等杂事的小官，品阶很低(七品)。宋真宗即位后，王继英马上被提拔为引进使(从五品)。转年，遥领恩州刺史兼掌阁门使。不久，又迁左神武大将军(正五品)、掌客省使。到了咸平二年，王继英的职务已经是正三品的枢密都承旨了。短短两年时间，王继英寸功未立，职务却连升八级，转型为军方最高层将领，正应了那句“朝中有人好做官的”的古话。
咸平五年，王继英和太宗朝旧将周莹同为宣徽使(正二品)、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级)，共同执掌枢密院。时军事重镇高阳关都部署阙，周莹因为练达军事，拜为永清军节度使、高阳关都部署(相当于河北战区总司令)。王继英因为无能，遂成为唯一的同知枢密院事(继英遂冠枢宥)，地位反倒高过了周莹。据《宋史.王继英传》记载，王继英“小心慎靖，以勤敏称，上倚赖之”，深得真宗的宠幸。到了景德初年，贤相李沆病故，宋真宗改组政府，拜毕世安、寇准为宰相，任命王继英为枢密使(从一品)。这样，毕世安、寇准、王继英遂成为景德初年澶渊之战前后，大宋朝中央政府的“三驾马车”。
从咸平二年任职枢密都承旨以来，王继英一直在枢密院任要职。宋代枢密院是负责国家军政要务的政府机构，枢密使虽位居宰相之下，但品级相同，与宰相并驾齐驱、分庭抗礼。那么，文不成武不就的王继英身居军界要职，究竟成就了哪些丰功伟业呢？《宋史.王继英传》记载了几件事：咸平三年契丹入寇，王继英密请车驾北巡(不知为何要密请？)，宋真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并派他视察前线，慰劳将士(此时敌军已主动退却);大将傅潜畏敌怯战，丧师辱国，王继英奉皇帝命将其从军中召回，交有关部门处置;景德元年，王继英跟随宋真宗从幸澶州，参与了议和事宜(指推荐曹利用任议和代表，实则是曹利用自请出使)。
《续资治通鉴》记载：宋真宗每次得到边塞奏报，必定令人先送至都堂(宰相公署)。他对宰相毕世安、寇准说：“军队的事务虽然归枢密院统管，但是宰相执掌文武大权，号令都要从这里发出……不要因为事关枢密院而放不开手脚。”他似乎忘记了宋太祖设立枢密院的目的就是要剥夺宰相的兵权，反而将兵权完全交给了宰相寇准。澶渊之战，作为文官的寇准指挥若定，前线将士浴血作战、奋勇杀敌，就连首倡南逃的文臣王钦若都坐镇大名，殊死抵抗。唯有军队最高指挥官王继英却不见踪影。即便如此，澶渊盟约的第二年，王继英便“加特进、检校太傅”，莫名其妙地又升了一级！
宋真宗如此看重王继英，难道他真如《宋史》记载那样，是个小心谨慎的谦谦君子吗？《宋史.雷有终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王继英时掌枢密，颇忌有终进用，屡言其在蜀及守边，厚费以收士卒心。说王继英执掌枢密院期间，顾忌时任宣徽北院使的名将雷有终得到重用(宣徽使属武职，一般升任枢密使)，屡次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称其在军队花钱邀买人心。若是在太祖、太宗朝，雷有终很可能会因此而送命。宋真宗倒也不算糊涂，没有听信谗言处置雷有终。而王继英的小人嘴脸则由此暴露无遗。
大中祥符三年，王继英在任内过世，享年六十一岁。宋真宗很是悲伤，亲自过府吊唁、恸哭，赐白金五千两，追赠其为太尉、侍中，这是大宋朝给过世武将的至高荣誉。
《宋史》卷二百六十八是柴禹锡、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继英、王显七个人的合传。史书评价道，这七个人都是因为给事藩邸，靠攀附皇帝获得高官显位的人。他们各有所长，毛病也不少，惟有王继英“以勤谨被信任，耆德冠枢宥，而善终如始”，几乎是个完人。评语引用《易经》的话：君子有终，吉。称赞他是功勋卓著而又谦逊的君子。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