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宁汉合流，全国出现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革命的武装斗争如星火燎原，尤其是红军在湘、赣和鄂、豫、皖边区的发展，更使国民党反动派日夜不得安宁。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不仅被红军迅速粉碎，而且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铁的事实使蒋介石认识到，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于是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办法，维系其内部统治，破坏红色根据地内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由于贺衷寒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又曾两次去过苏联，蒋介石便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国。
1931年2月，贺衷寒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国民党部队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嫡系部队因经过“清党”运动，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被“清”出军队，杂牌部队原来就无政工人员。针对这种情况，贺衷寒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130人，办起了“星子训练所”(即军校特训班前身)，对这些人进行为期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及所谓“对全国军民宣传和平统一的国策”。蒋介石对这个训练班也特别感兴趣，先后5次亲自到该所训话。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
当时，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南京的中央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1933年2月，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采用办“政训研究班”和“军校特训班”的办法，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并规定各军、师都设政训处，团、营、连派指导员，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委派，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这样，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最多时达3400余人。贺衷寒还与刘健群、袁守谦等人策划，采取派遣“宣传队”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以防止这些军队“异动”。
贺衷寒先后主持召开过3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如：1933年5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军第一次政工会上，拟订了《政训令》，明确了所谓政治工作在军队的17条任务和职权;1934年3月在南昌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政工会上，针对“剿匪”(围剿红军)与“整军”之双重任务，又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1935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整军”的问题。7月，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整军宣传方案》和《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要》等文件正式出笼。
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围剿”红军方面，可谓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提出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点子。如在他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剿匪”二字。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围剿”红军的办法，更是受蒋介石赏识。
从1932年至1936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贺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直接为蒋介石所掌握和为其服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的筹组工作，成为该组织“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他与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被称为“复兴社”的4大台柱，而贺衷寒名列第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宝座上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但他处心积虑、苦心焦思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惯于用骂人的方式，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次也是这样。这年的11月间，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复、膝杰、郑介民、戴笠、曾扩情等黄埔爱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贺衷寒脑瓜最“灵”，每次蒋介石“训”完之后，就把“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他家里去商量，揣摸“老头子”的真正意图。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认为“要组织起来”。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蒋介石一骂完，贺衷寒就立即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即“要组织起来”的意识)，还是有办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实意图。他说：“我们要有像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最后，蒋介石叮嘱这些“不中用”的学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结束了这次会。于是，贺衷寒又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对组织名称、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了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这时，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离开了“主席”宝座。但是，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根据胡宗南的提议，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推举贺衷寒、邓悌、膝杰、周复、康泽等5人负责筹备。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1932年2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中华复兴社”。
1932年3月初，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按该社章程，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邓悌、腾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邓悌、膝杰3人为常务干事。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他是黄埔四期生，资历较浅，能力也比较弱，并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1933年1月，贺衷寒接替膝杰担任书记，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遂引起蒋介石的讨嫌。1934年8月，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邓梯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1935年10月，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下台，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以前三任都为“书记”)。刘健群不是黄埔出身，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因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螟岭子”，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1936年8月，刘健群调北平工作，由郑介民代理书记长。这样，至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的《前途》月刊和《扫荡报》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运动”等活动。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很不少。他对“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所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介石所提倡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从1933年到1937年间，贺衷寒每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1935年11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