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别的道德。于是，“宁杀三千，不放一个”就成为中国皇帝最执著的信条。康熙无疑也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
靠不住的康熙
曾有一篇关于吴三桂的长散文《无处收留》，我十分喜欢这篇散文。在这篇散文中，宏杰将康熙与吴三桂的冲突归结为二者道德原则的冲突，他说：“一条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人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相比之下，“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与从白山黑水走来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康熙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他也不存欣赏之意。对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他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精辟，深刻，却不完全。
因为宏杰先生高估了康熙大帝的道德信条，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康熙也并非一个道德的完人，相反，他同样是一个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行家里手。
王辅臣本来是康熙派到甘肃去平叛吴三桂造反的，他却因受到陕西经略莫洛欺压，逼他陷入死地，造成部队哗变，愤而叛清，向莫洛军营发起突然袭击，莫洛被流弹打死。从平叛到反叛，王辅臣命运的戏剧性转折让康熙百思不解，急忙召见王辅臣的儿子、大理寺少卿王继贞，劈头一句话就是：“你父亲反了！”
王辅臣是骁将，他的反叛，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战略上，都给朝廷极大的打击。康熙忧心忡忡地对大学士们说：“今王辅臣兵叛，人心震动，丑类乘机窃发，亦未可定。” 康熙不幸言中了，王辅臣的反叛，在陕甘引起连锁反应，绝大多数地方将领都加入到反叛的行列。陕西是战略要地，叛军向南可与四川叛军会合，向北可挺进中原，长驱直入帝都，而当时的清军正云集在荆州，准备堵住吴三桂这股洪水，北京城虚空，大清王朝已命悬一线。
朝廷实在没有力量再去对付王辅臣了，只能派了一些蒙古兵前往陕西征剿，天寒马瘦，数千蒙古骑兵集结在鄂尔多斯草原上，整装出发。但康熙深知，对王辅臣安抚为上，频频摇动橄榄枝，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不仅派人前往王辅臣营中，让他传达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都派了过去，临行来还叮嘱他：“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
送走了王继贞，康熙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定。他在昭仁殿里徘徊苦思，然后走到紫檀长案前，提笔给王辅贞写了一封信：
去冬吴逆叛变，所在人心怀疑观望，实在不少。你独首创忠义，揭举逆札，擒捕逆使，差遣你子王继贞驰奏。朕召见你子，当面询问情况，愈知你忠诚纯正笃厚，果然不负朕，知疾风劲草，于此一现！其后，你奏请进京觐见，面陈方略。联以你一向忠诚，深为倚信，而且边疆要地，正需你弹压，因此未让你来京。经略莫洛奏请率你入蜀。朕以为你与莫洛和衷共济，彼此毫无嫌疑，故命你同往再建功勋。直到此次兵变之后，面询你子，始知莫洛对你心怀私隙，颇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这是朕知人不明，使你变遭意外，不能申诉忠贞，责任在于朕，你有何罪！朕对于你，“谊则君臣，情同父子”，任信出自内心，恩重于河山。以朕如此眷眷于你，知你必不负朕啊！至于你所属官兵，被调进川，征戍困苦，行役艰辛，朕亦悉知。今事变起于仓促，实出于不得已。朕惟有加以矜恤，并无谴责。刚刚发下谕旨，令陕西督抚，招徕安排，并已遣还你子，代为传达朕意。惟恐你还犹豫，因之再特颁发一专敕，你果真不忘累朝恩眷，不负你平日的忠贞，幡然悔悟，收拢所属官兵，各归营伍，即令你率领，仍回平凉，原任职不变。已往之事，一概从宽赦免。或许经略莫洛，别有变故，亦系兵卒一时激愤所致，朕并不追究。朕推心置腹，决不食言。你切勿心存疑虑畏惧，幸负朕笃念旧勋之意。
这封信声情并茂，王辅臣的骨头再硬，当然抵御不了皇帝的催泪攻势，史书记载，皇帝敕书一到，王辅臣就率领众将“恭设香案，跪听宣读”，向北京的方向，长哭不已。
几经周折之后，王辅臣决定归降大清。这一捷报飞报北京，康熙脸上立刻露出喜悦之色，宣布将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提升为“靖冠将军”，命他“立功赎罪”，部下将吏也一律赦免。
然而，康熙最终还是食言了，吴三桂死后，康熙并没有忘记对王辅臣秋后算账，康熙二十年盛夏，正当清军如潮水般把昆明城团团包围的时刻，王辅臣突然接到康熙的诏书，命他入京“陛见”，他知道，兔死狗烹的时候到了，从汉中抵达西安后，与部下饮酒，饮至夜半，老泪纵横地说：“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刑场，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自绳自缢、用药毒死，都会留下痕迹，将连累经略图海，还连累总督、巡抚和你们。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极醉，不省人事，你们捆住我手脚，用一张纸蒙着我的脸，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样。你们就以‘痰厥暴死’报告，可保无事。” 听了他的话，部下们痛哭失声，劝说他不要自寻死路，王辅臣大怒，要拔剑自刎，部下只能依计行事，在他醉后，把一层一层的白纸沾湿，敷在他的脸上，看着那薄薄的纸页如同青蛙的肚皮一样起伏鼓荡，直到它一点点沉落下来，王辅臣的脸上，风平浪静。
王辅臣不露痕迹地死了，朝廷只能既往不咎。他以这样不露痕迹的“病死”假象蒙蔽了康熙，使他逃过了斩首，也保全了自己的全家和部下不被抄斩，但其他降清将领就没有他幸运了。
康熙“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的庄严许诺言犹在耳，转眼就是一场残酷的血洗，康熙的道德信条，显然也是牢不住的。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别的道德。于是，“宁杀三千，不放一个”就成为中国皇帝最执著的信条。康熙无疑也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