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统领国民党内核心机构“侍从室”？如何应对西安事变、两广兵变、七七事变？近日，大批蒋介石写给其亲信、国民党高级将领钱大钧的手书在北京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蒋介石密令展”上曝光，揭开一段不为人知、纷繁芜杂的抗战史。
“女看林徽因，男看钱大钧”
钱大钧何许人？据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介绍，钱大钧乃江苏吴县人，生于1986年6月26日，与毛泽东同岁。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留日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军校建立之初，蒋介石任校长，钱大钧任政治教官。
“当时黄埔军校的军官是社会青年们追逐的对象。他们足蹬军靴，身着戎装，怀揣带金链的怀表。黄埔军校有三大美男子，第一是周恩来，第二是蒋介石，第三便是钱大钧。”
由于钱大钧文采很好，是有名的才子，民国时期还有“女看林徽因，男看钱大钧”之说。
钱大钧虽然官衔不高，与蒋介石关系却甚为密切。此次展览的两册104通蒋介石手令，当得益于其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期，以及1938年3月至1935年5月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时期。在此期间，钱大钧经历了重组侍从室、两广兵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成立航空委员会等重大事件。
“钱大钧此人善战，精于谋略，很得蒋介石信任。1925年他因为广东棉湖之战一举成名，被蒋介石纳为幕僚。但他屡因贪污降级，后来在台湾生活也十分清苦。保存蒋介石手令是违规之举，可它们是难得的文献材料，对历史研究弥足珍贵。”陈宇说。
蒋介石与钱大钧蒋介石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
说是“密令”，其实就是蒋介石写给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便条，指示他去处理某事，或者交待发出某份无线电文。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志青说：“这些密令反映出蒋介石与之打交道的是众多的亲信和嫡系，像何应钦、康泽，在这九年时间里，他极少和袁锡山、冯玉祥打交道。”
很大一部分手令是关于侍从室内部事务。蒋介石对侍从室要求极为严格。比如严禁腐败，手令上写：“凡侍从人员，非经中正许可，不得对外应酬宴会，特务员及侍从官等，如有嫖赌等不正行为，一经查明，概照军法从事。”
另一封手令规定侍从室人员要每日学习，并定期考试：“侍从参副、秘书，皆须订每日学习课目，英文与射击二课为每人必修之科，并制定教员。无论到达何地，必须学习，每月考试，成绩呈报一次。”
还有一封手令十分有趣，大概是蒋介石对钱大钧的工作不满，说他没将收到的电文过滤批示就交给上封：“钱主任：以后来电，每电均须先签拟意见，再呈。不得原电搪塞，叫我自拟办法。”
“从手令可看出蒋介石这个人事无巨细，连某个营里有多少弹药储备，某个团换一个团长，他也要亲自过问。现在流行说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蒋介石就是一个聒噪的美男子。”保利近现代书画部业务经理章之昊说。
“在“庐山抗战声明”前就已决定抗战”
“以前我们总骂蒋介石不抗日，可他为什么突然在1937年7月17日态度改变，发表“庐山抗战声明”？声明里说，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刘志青认为，此次展出的一封手令，揭示出蒋介石并非在7月17日才思想转变，而是在七七事变后不久便已做下抗日的决定。
那封手令是写给第二十九军总参议、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电文。秦德纯是著名的亲日分子，1935年的一系列妥协事件，包括与日本人土肥原贤二签订的《秦土协定》都与他有关。
1937年7月12日，蒋介石致电秦德纯，要求他一定做好战斗准备，因为日军已经到达天津和塘沽之间。“这说明，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在七七事变之后就已下了。”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批手令不仅填补了档案的空白，还纠正了历史研究的错误，使我们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更为准确。”刘志青说。
“手令本身有文物价值”
除了文献价值之外，刘志青认为，这两册手令本身也具有文物价值。一方面，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内最高领袖，其身份决定了书迹的价值所在。另外，这些字条上的文字漂亮、工整、洒脱随意，本身也具备书法的美感。
“蒋介石本身写字、作诗都是有功底的。即便是便条，也写得错落有致。用的墨很好，是研的墨，直到现在还墨色发亮。纸张差了一点，有些损坏，大约也是因为南方潮湿不宜保存。”刘志青说。
章之昊也表示，这些手令最初并不是作为艺术品来欣赏，而是作为实用件来传递和阅读的。“蒋介石写手令给钱大钧，就像小玄子写密诏给小桂子，他当然不会刻意用很好的纸。”手令虽非艺术品，但言之有物，字字涉密，值得研究与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