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庆历新政，虽败犹荣，为其后王安石变法拉开序幕，后人知其为政治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流传，为后世文人立下处世之标准，后人知其为文学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范仲淹还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其军事成就也并不逊色。
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首领元昊脱离宋朝，另立西夏。从此，安定了几十年的西北边境烽火不断。面对元昊所率的十万大军，宋军狼狈不堪，毫无战斗力，延州北部数百里边寨多被洗劫、掠夺。而这，震动了京师，也改变了范仲淹的命运。
仁宗任命夏竦为前线主帅，又依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尹洙同行。
两鬓霜染，仕途艰辛的范仲淹进京面圣后即刻西行。在韩琦、夏竦的眼中，二十万宋军，当与西夏寻求决战，一举击溃之。而同为文人的范仲淹却不盲目乐观，亲身视察后他发现，宋军军备废弛，久不经战，早已疏弊不堪；且在“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的指导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军队凝聚力不足，战斗力低下；以文人统军之术，决定战争之方略，不能真正了解敌情，更不能依情而变，难以制胜。
庆历元年（1041）正月，宋军大败于西夏。十六名将领阵亡，万余人惨死沙场。归途之中，阵亡将兵家属数千者夹道痛哭，韩琦掩面而泣。他不是佞臣，只不过才不堪其任，能不胜其位。
事实证明，当时的宋军急需改革。古者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宋与西夏的国情分析之后，范仲淹确定了针对西夏的全面战略，即：定守局。以经济为后盾，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改制，凭借北宋巨大的经济实力消耗西夏国力，逐步反攻。凭借“重文轻武”政策给予文臣的极大权力，范仲淹开始了他对西北边防军的整顿。
范仲淹采取种世衡的建议，筑延北城。然后封堵夏宋边境，以堡寨相连，相互联系，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精兵去冗，从当地猎户中挑选身强力壮之人，裁汰内地老弱冗兵，最终选出一万八千人，分六部，每部三千，成为边防军主力。改革更戍法，取缔按军阶高低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系。以各个将领统率各部，使将兵之间形成稳定的关系，增强凝聚力。临阵按情况出战，便于将领灵活指挥，应对多变的军情。尤为可贵的是，对待边疆少数民族，范仲淹坦诚相待，慷慨优惠，严明赏罚，使其归顺宋朝以孤立西夏，从而巩固了边防。
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北宋政权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得以维持，而西夏由于经济不支引发了政治变动，国力削弱。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令长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引兵袭西夏军，夺回马铺寨。与此同时，他本人率军深入西夏军防地，就地筑城，仅十天便筑成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边境的著名孤城——大顺城。西夏来攻之时发现，宋军已形成以大顺为中心与堡寨相呼应的坚固体系。西夏军无功而返，自此，范仲淹被誉为“胸中有数万甲兵”。
西夏由于连年战争，国力损耗，向宋投诚者越来越多。庆历四年（1044），双方最终达成和议，西北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也赢得了他政治变革的机遇。
一代名儒，未经战，却可战。范仲淹堪称有宋一代文人治军的典范。遗憾的是，如范仲淹这样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毕竟不多，书生带兵并不能扭转北宋军事羸弱的局面。“国虽大，好战必亡，虽处盛世，忘战必危”（《司马法》），北宋虽盛，忘战轻武，乃能不危！这对于今天，也是极大地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