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剿共”。11日晚，张、杨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次日清晨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
12日5时，东北军到华清池捉拿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不久被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被枪杀。此即“西安事变”。
近代史学者杨奎松教授研究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其主要目的在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东北军离乡背井，拖家带口，都想回到故乡。张学良明白，要打回东北，东北军不足恃，蒋介石也靠不住，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而欲联合苏联，张学良所能借用的渠道就是中共。
早在1936年初，东北军即确立联共抗日方向。4月9日，张学良赴延安与周恩来会谈。1936年9月，中共与东北军签订《抗日救国协定》。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怎么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去“剿共”呢？
“西安事变”发生之初，蒋介石不了解张、杨的真实动机，也不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结束后，国民党宣传人员第一时间拍摄的蒋介石被捕地点，山崖上留下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所书写的“蒋委员长蒙难处”。
国民党有一派人，力主讨伐张学良，军事解决。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已决定组织兵力，并任命了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中共方面也有人建议，审判并判处蒋介石死刑。国民党和中共两方面释放的信号，都将蒋介石置于死亡的边缘。
除了来自外界的死亡威胁，蒋介石也有自杀打算。蒋身为国家领袖，竟被下属拘押，失去尊严和自由，心中的羞愤、屈辱感可想而知。他一度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从九五之尊跌落为阶下囚，他忍无可忍，决计自杀。12月13日，他在日记中自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此为事变发生现场的环境，蒋介石华清池行馆的墙壁上，留下了枪战的血迹。
内在外在种种原因，促使蒋介石作了必死的准备。15日，蒋介石给宋美龄写信，称“兄决为国牺牲”。不过这封信被张学良扣留，未能发出。
20日，宋子文到西安，获准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当即写下三封遗嘱，对后事预作安排，交给宋子文带出。
第一封遗嘱写给宋美龄：
贤妻爱鉴：
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第二封写给蒋经国、蒋纬国(当时经国在苏联，纬国在德国)：
又嘱经、纬两儿：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民众抬着蒋介石的画像游行庆祝。
父十二月二十日
第三封为《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
蒋中正
22日，宋美龄飞抵西安，蒋介石改变拒不谈判的态度。次日，宋美龄与张学良杨、杨虎城展开谈判，周恩来出席。蒋介石最终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免于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