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靖康难”把“中原外战史”提到了史无前例的“窝囊”顶级，始作俑者，就是徽钦二帝。在东京保卫战时，敌兵尚未压境，金兵将领宗翰下通牒书，宋钦宗竟及时回信，说“一一听命”。金兵围攻东京，宋钦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雳炮手发炮后竟被枭首处死。东京保卫战本来是有持久战机会的。但是，贱骨头父子先行露怯，频频告饶求和，大涨了草原狼信心，一半吓唬，一半武力，以震慑之态，对东京城探囊取物。
徽钦二帝，北宋这对著名的“亡国皇帝父子”，在国内从来不失“九五之尊”风度，而一到了敌营，没等人逼迫他们，双膝就自动弯曲下来，口称“罪臣”，主动向敌将下跪……历史在哀叹这段国耻的同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深层问题——如此窝囊的父子皇帝，为什么在大宋国内，却无“篡位”之虞？尤其是宋徽宗赵佶，这个书画家皇帝，显然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但竟高居皇位25年之久。皇帝的宝座犹如粘在屁股上一般，凭什么如此“牢靠”、“稳定”？
世人均赞北宋政治“宽柔”，不杀“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北宋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之一，在皇帝“专权”方面，比之后来废掉丞相的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的建制，由中央到地方，完全实行“一元体制”的“垂直管理”。皇帝不仅直管军队，而且直接参与地方司法工作，委吏处理地方狱讼;这一整套“垂直管理”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由于宋朝皇帝的权力“什么都管”，北宋百姓丢口猪都要找圣上解决查办。
这是一段正史记载——宋太宗时，有“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牡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值。”一位首都居民通过敲登闻鼓的方式，向皇帝控诉自己的家奴弄丢了一头母猪，宋太宗于是下令赐给他千钱作为补偿。丢猪直接向皇帝报案，这可能是中国百姓“告御状的最高境界”。事无巨细，连丢母猪的事情都捅到皇帝这里来，皇帝不烦吗？大宋的皇帝就喜欢这样，不仅不烦反而觉得这是“皇帝应该做的”。宋太宗为此，还说过一句“感动中国”的话：“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宋太宗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事情也找我这个皇帝来解决似乎很可笑，但是，如此一来，让天下百姓都知晓这样的直接诉讼的渠道，就不会有不可解决的冤情郁结于民间了。这话听起来很动人，但是却掩盖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皇上什么都管了，臣子们手中没有一点实权，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垂直管理”愈发决定了国家的前途皆由皇帝的素质所决定，好皇帝，或许也可能有好大臣，譬如北宋前期，太祖、太宗、仁宗、真宗、神宗手下，也产生了赵普、寇准、王安石等著名贤相，但若皇帝昏庸，大臣就不可能再生优良品种，大臣教皇帝学好的“缓冲的空间”荡然不存，因为大臣没有任何对皇帝反震慑的权力空间。在昏君登场后，北宋政坛的官员们只剩下一件事可做：拍马屁。这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宋廷，官员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发展空间”。
看看宋徽宗身边的“权臣”，从蔡京到高俅，再到童贯，不是文化流氓，就是市井混混，再不就是身心残缺的废人。他们与其说是国家的股肱之臣，不如说是皇帝的玩伴和马仔，这等小人谋到国家大臣的位子已是做梦都想不到，哪里还有更大的“野心”，追求“九五之尊”呢？宋徽宗在任25年，任命了12名宰相，从曾布到王黼，其中无一人堪称贤相，悉数“文化流氓”之嘴脸。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做个被主子“提拔”的奴才，这样的红人，最终只能拥有一个奴才的宿命。如蔡京，主子一换就失势，那么大的“太师”竟斗不过乳臭未干的小儿宋钦宗。
宋钦宗与宋徽宗的无能，对内对外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胆量还是内外有别的，对外他们懦弱无能，但对内，他们无能却不懦弱。即便是宋钦宗这个儿皇帝，即位之后还大胆杀威，首先拿无用的蔡京开刀祭旗。宋钦宗不顾太上皇宋徽宗的反对，贬蔡京，发配岭南。在蔡京发配的一路之上，沿途商家百姓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昔日皇帝第一红人，活活饿死在发配路上。
蔡京是宋徽宗的第一宠臣，但皇帝儿子动一小手指，就要了他的老命，可见，宋朝的宠臣处在什么位置。他们充其量是皇帝的宠物，所谓“权臣”的概念是有名无实的。他们除了陪主子玩些“雅浑”的游戏，还有就是在主子面前的“吹拉弹唱”的表演。“日与陛下游从嬉戏”，跟戏子般哄皇帝开心，博得皇帝欢心。当时武将中，宗泽李刚虽然德高望重，但在宋朝兵制枢密院文职管军的格局里，宗泽和李刚在军中只是“临时代办”的角色，他们一者深受儒家洗礼不愿反，二则想反也难以令“三军”一呼百应。就像后来的岳飞之难一样。朱仙镇大捷，是四路军合围取得的，韩世忠、刘崎、张俊各领一路，岳家军只是其中之一，小朝廷皇帝一下旨，四路军撤走了三路，只剩岳飞孤军。如果四路军全受岳飞节制，局面未必会像后来“半途而废”那个样子。但是，打死宋朝皇帝，他们也不会给一个将领这种权力。
所以，武将半废，文臣弄臣化，即成为宋廷常态。宋朝大臣在皇帝面前太低贱了，这些“票友党”、“粉丝团”，有时连主子也为他们脸红，正如宋徽宗所云：“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其实，这帮马屁精当然有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但皇权集中的“一元体制”和“一垂到底”的管理，才是最烈的催化剂。在一群群贱人的簇拥下，宋徽宗自然没有“被篡位”之忧，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宋徽宗的皇位还可以继续做下去，直到寿终正寝，儿子顺利交接班也没多大问题。
然而，此消彼长，国内能容，国外却容不下去。来自草原的外敌找到他的头上，不担心“内乱”的宋朝皇帝，最担心最怕的就是“夷狄的骚扰”——那才是宋朝皇帝的克星。不受“垂直管理'”的夷狄，根本不惯宋朝皇帝的无能而只会利用其无能征服之。不值钱的东西往往也不中用、不堪一击，没有竞争对手亦不表明没有外来的天敌。贱骨头大臣，贱骨头皇帝，一是对内，另一个是对外——渐次成为中国历史“内忧外患”的总表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