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言论史中，很少有像邵飘萍这样的报人在离世多年，仍然被后人争论不已。
在搜求和阅读有光邵飘萍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辈报人或者学人对他评价极高，而同时代的报人却多有批评甚至不无诋毁。为何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前人和后人会有如此大的分裂和反差？时隔八十多年，在没有新史料得以发掘的前提下，要想彻底廓清邵飘萍身上的迷雾几乎不可能。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据已经掌握的史料，来讨论邵飘萍留给后世新闻人各种启示。而这也是邵飘萍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离不开他的最后死亡方式，邵飘萍即是如此。回望1926年的中国报界大事，当离不开邵飘萍、林白水二人的惨死，他们被奉系军阀先后枪毙，地点同在北京天桥，时间相距不过百日，所以当时有一副嵌入二人名字的对联广为流传，“一样飘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 。然而，历史颇为吊诡的是，对二人的评价出奇的相同，褒者认为二人以身殉报，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献身;贬者则谓二人死于金钱，在人格和报格上太有缺漏。对于林白水之死，将另撰一文予以阐述，本文只讨论邵飘萍一人。
一、 被质疑的私生活
邵飘萍(1886—1926)，名振青，浙江金华人。十八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大学毕业后即开始报业生涯。1918年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他在采访编辑、经营管理、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诸多领域均有卓越表现，是民国初年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全才。在政治上，他很早就从事反袁斗争，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晚年强烈同情工农革命，终因“赤化”罪名被奉张杀害。60年后的1986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认定为“秘密党员”(或称“特别党员”)。这样履历和身份，称得上死得重于泰山。但是，翻阅与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不论是政见相同还是相左者，都不无微词。
在今日的互联网上，不难找到邵飘萍的近影照片，即使以今日的眼光来看，邵飘萍也可算上俊美男子。在民国时代，邵飘萍既是一个社会名流，也是一个时尚达人。最起码在我有限的民国史阅读中，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喷洒香水的男人。老报人高拜石在他的忆旧文章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天，香厂的东方饭店，有个小小饭局，大家正在谈笑，飘萍来了，酒过数巡，飘萍又匆匆辞去，香风过去，馥郁袭人。”邵飘萍抽的香烟更是特别，烟草来自美洲上材，印有 “邵振青制”四个字，珍贵的很。对客之时，客人都舍不得当场抽掉，而他“且吸且谈，豪情绝世”。他出门之时乘坐华丽的洋车，两边各装三盏十分漂亮的灯，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专车，后来换为马车，再换小汽车，他是民国时代记者拥有私家车的第一人。也正因为他是一个讲究仪表、出入豪奢的漂亮人物，所以时人给他取一诨名——“报界金童”。
在同时代人的回忆里，无论是惋惜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对他的生活豪奢有着比较一致的记录。被他批评的章士钊说他“服饰踰侈，惊其辈流”;他的朋友也是名报人的胡政之则说他“醉心虚荣”。这些回忆在今天看或有时间生疏感，那么在2008年他的后人捐赠给金华市的文物中，就有邵飘萍生前用过的瑞士怀表、象牙烟嘴，这两样器物在今天也是价值不菲的名贵之物。
邵飘萍影视形象从事记者行业的人需要长于社交，善于周旋各方人物，注重仪表气度自是其中应有之意，然而，在金钱的来路上若经不起考问，则无异于自毁形象。而邵飘萍恰恰是在金钱来源上被人诋毁诟病。胡政之在悼念文章《哀飘萍》里写道：“要其人行止不检，醉心虚荣，学养不纯，定识缺乏，以过人之聪明，居万恶之社会，操危险之职业，营逾分之生活，罹危致死，不外乎此。”虽是批评，却也含蓄。章士钊的批评则稍显严厉，他说“(邵)颇以言扬抑人，而言皆有值，恩怨井井，铢两都称。”所谓“言皆有值”，说敞亮点就是搞“有偿新闻”。
二、如何借报纸生财
邵飘萍是如何搞“有偿新闻”，借报纸生财的。民国时代素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给后人提供了有名有姓的具体事例。尽管邵飘萍的女婿郭根先生曾写过反驳文章，对邵飘萍的大节之处多有辩护，但对诸多事例却默置不辩。
在《愚人愚话》一书里，龚德柏说：“他的作风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用今天行话说就是先进行舆论监督，然后索要封口费。例如1924年中苏两国复交谈判，顾维钧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为谈判代表。谈判多次后签订草约，报告顾维钧。然而顾不同意，令王再行交涉，结果陷入僵局。邵飘萍一开始站在王正廷这边，撰文大骂顾维钧。顾维钧挨骂不过，即给邵三千元，并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次日《京报》社论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所以龚德柏说：“二十四小时内，如此一百八十度转变态度，这只是银元在说话而已。”
敲政府的竹杠，尽管动机不纯，但还可以说有一点“监督政府”的影子，最不济也可说是“狗咬狗”之类。然而利用媒体公器，拿社会丑闻敲诈一般民众，则不可原谅。“大概是十四年的事。当时外交部一科员夏某，其妾与其子通奸，子娶妇，妾禁子与妻同宿。妻回娘家诉于其母，母乃打至夏家，遂成社会新闻。本已无再谈之必要了，但邵作一章回小说回目，使人送夏阅读，然后再与夏谈判。结局夏给邵五百元了事。”
上到政府要员，下到普通百姓，都是邵飘萍的敲诈对象，所以高拜石说他：“要取则细大不捐，锱铢必尽，其 ‘交际’和‘活动’的高明，为此道中人之最。”龚德柏则强烈质疑：“这种人配谈言论自由吗？”
就言论自由的要义而言，在于表达的自由;就法意的界定而言，不在于言说者的动机和对错。动机论与阴谋论一样，人言人殊，不足深谈。而言说的对错当以言说纠正之。从这点来说，邵飘萍固然行止有亏，但龚德柏说他不配谈言论自由，则属于知识分子的道德洁癖使然，有攻击过当之嫌。但若说邵飘萍滥用言论自由，应是允当之论。
遗憾的是，邵飘萍已经长眠不醒，他的金石之言“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并没有在他身后得以落实，依然飘渺如过眼烟云。而龚大炮痛批的金钱主义，则落地有声，于今日所见，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