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的《成都晚报》刊发报道：“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杨晒轩、徐震球等看到这个新闻后，灰心丧气。不料，当天下午，蒋介石竟又在成都城门街头公开露面。“捉蒋敢死队”连呼上当，重新组织力量伺机行动。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蒋介石把最后的赌注押在了大西南，亲临重庆和成都指挥。正是这时，中共地下党秘密组织了“捉蒋”行动。
“大雾初降”行动流产
1949年11月，刘邓大军从川东发起攻势。蒋介石飞抵重庆坐镇指挥，他的临时府邸就设在重庆西郊山洞的公馆里。重庆地下党当机立断决定实施“除蒋”行动，重庆别号雾都，故行动代号取两者的谐音为“大雾初降”，由地下党员、担任国民党反情报队队长的徐震球负责。
要活捉蒋介石谈何容易？靠武力强攻，连蒋介石的汗毛都碰不到。可行的方法只有利用他身边的人，出其不意。一次，徐震球与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总队长彭斌谈论当前形势，身为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彭斌表现非常消沉。徐震球心中一动，觉得彭斌是个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找机会与彭斌拉近关系，两人很快亲密起来。徐震球说出“大雾初降”计划，并劝彭斌仿效张、杨。彭斌先是一惊，沉思良久后表示将相机行事。两人密议了行动方案：彭斌在自己的队伍中发展可靠人员，行动地点选在蒋公馆或机场。后来，徐震球多次与彭碰头谋划，但直到重庆解放蒋介石出逃，彭斌仍犹豫不决，“大雾初降”行动最终流产。
1949年12月24日，彭斌发布起义通电，解放后曾任贵州军区高级参议等职。关于“捉蒋”一事，彭斌后来曾解释道：解放前夕，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怀疑他不稳(彭斌早年曾参加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向蒋介石密告，内二警失去蒋介石信任，11月25日就撤离负责守卫的机场、公馆等要害部门，无法接近蒋介石。
同年12月1日，成都大小报刊发布了一条消息：蒋总裁昨日莅蓉。蒋介石出现在黄埔楼，他强打精神和阎锡山、胡宗南等策划“川西大决战”。而就在他眼皮底下不足500米的地方，有人已把迫击炮对准了黄埔楼，准备让他粉身碎骨。这就是中共成都地下党策划的“炮打黄埔楼”行动。
中共地下党在成都设有“留蓉工作部”。他们认为，此次蒋介石到成都机会宝贵，不能让他溜走，决定炮轰蒋介石。具体行动由被策反过来的原国民党团长姜期永负责。姜期永利用黄埔楼北面的菜棚作掩护，秘密组织人员架起迫击炮，对准黄埔楼，只等地下党情报人员核实情况一声令下就射击。然而，突然传来消息说，蒋介石不住在黄埔楼而是在励志社。这令地下党大吃一惊。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炮打黄埔楼冒险性太大，无论击中与否，都会使国民党以此为借口在成都市区展开大搜捕和大屠杀。既然“炮打”没有把握，就不必冒险，但若能“活捉”则比“炮打”好上百倍。于是，“炮打黄埔楼”演变成了活捉蒋介石，迫击炮被秘密拆除。
捉蒋敢死队秘密行动
刚刚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听了“捉蒋”计划后自告奋勇：“只要组织一个两百人的敢死队足够了。就在我们95军里挑选队员，我任敢死队队长。”地下党批准了他的要求，并决定由曾在重庆策划“捉蒋”的徐震球等人配合行动。
杨晒轩在两天内组织起由200余人组成的“捉蒋敢死队”，埋伏在蒋介石可能居住的中央军校、励志社两处大门口，一旦发现蒋介石的行踪便立即出动。然而，他们始终没看见蒋介石的车队出来。更出乎意料的是，9日的《成都晚报》刊发报道：“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
杨晒轩、徐震球等看到这个新闻后，灰心丧气。不料，当天下午，蒋介石竟又在成都城门街头公开露面。“捉蒋敢死队”连呼上当，重新组织力量伺机行动。时隔3天，成都各大报刊又报道蒋介石已飞往台湾。“捉蒋敢死队”宁可相信老蒋还在成都，因此行动仍在秘密实施之中。然而，直到成都被围，他们也没发现蒋介石的行踪。
尚不明确，当时报纸上登载的消息是误传，还是有人故意摆迷魂阵。而根据史料，蒋介石真正逃离成都的时间应是12月13日。此后，他再也未踏上大陆一步。
■延伸阅读
被叛徒出卖的“捉蒋”行动
1949年1月，蒋介石加派得力中将张权守护淞沪。4月，中共发起淞沪战役，张权决定倒戈反蒋。4月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督战。上海地下党负责人联络张权，商讨起义和捉蒋大计。
不料，蒋介石以保护军官家属为名，将团长以上军官的眷属秘密送往台湾，以做人质。原先答应起义的一些军官开始动摇，两个主力师师长翻脸变卦。当张权动员192师师长李锡佑起义时，遭到132师的情报科长、也就是李锡佑的得意门生张贤的暗中出卖。张权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抓捕，这时距起义、捉蒋只有半天时间了。5月21日10时，张权、李锡佑在上海英勇起义。
解放后，我公安机关掌握了张贤作案的确凿罪证。1957年1月，张贤被执行死刑。
